在开革李敖二十五年后－－1988年死去，活了九十一岁。死后，他的儿子陶龙生写了一篇《陶希圣先生秘辛》，发表在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透露陶希圣死前的秘密交代。陶龙生说：4月5日“那一天他跟我说了许多话，要我记下来，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再发表。我现在写出一二。”“写出一二”的内容原来是：陶希圣去做汉奸，是蒋介石秘密派他去卧底的。换句话说，他去做汉奸，是暗中得到钦命的，所以别人做汉奸，一做就非死即囚或流亡海外；但他陶希圣却是例外，仍得蒋介石重用。其实这些说词，是站不住的。因为在我们得知的秘件中，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例如陶希圣出走香港后，1940年1月15日，曾密函胡适，说：“希‘圣’今后决心不再混政治舞台，但求速死耳，”，“此后希［圣］将去之海外，为人所忘以死矣。”可见他愧悔之情。如果他是钦命汉奸，则必欣然回中央讨赏领奖矣，又何必“但求速死、去之海外”哉？何况，陶希圣在《八十自序》中明说“脱离战地，背叛国家”，“希圣一心感激委员长不杀之恩”；在“总统蒋公”诔词中又明说“不杀之恩，愧无以报”，可见他惶恐之情。如果他是钦命汉奸，则必欣然因卧底功成而邀功矣，又何该杀之有哉？结论是：在翻云覆雨的政治斗争中，固然有的汉奸是钦命的，像殷汝耕、像唐生明，但陶希圣却不在此类。他死前犹欲以玄虚自清欺人，临终授命，教儿子扯谎，结果被我拆穿，适见其加倍无耻而已！

    因为陶希圣城府最深，所以同他办事，也得“阴险”一点。文献会同仁以夏天太热，想呈文陶希圣买电扇，我说你们呈文买电扇，陶老板是不会同意的，你们要高抬价码，呈文买冷气机才成。他舍不得买冷气机，觉得抱歉，就会给你们买电扇代替了。——这个故事，显示了我的“阴险”，可以智胜陶汉奸。他临终授命最后被我拆穿，真可谓“生诸葛走死仲达”了！

    至于胡秋原告我的官司，由于法院是国民党的，后果可想而知。这官司前后拖了十三年，枯燥中亦有趣闻。胡秋原有一次在法院不称我之名，而叫“李匪帮”，我提出异议。后来才弄清楚，原来他叫我“李诽谤”，可是他的黄陂土话发音成“李匪帮”，所以吓人倒怪。还有一次胡秋原加请法学家陈顾远做他律师，陈顾远不知是老糊涂了，还是装疯卖傻、两面做人，竟在法庭上说我好话，并代我辩护起来，气得胡秋原再也不请他了。这官司造成我跟胡秋原结了一辈子梁子，在他告我三十年后，我找到机会告他，他赔了我三十五万，我嫌少，坚持把他家贴上封条，至今封条犹在，而他已老得无力出庭了。曾祥铎劝我“得饶人处且饶人”，我说：“三十年前，胡秋原整殷海光、整我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向他说这句话？”——我为人好勇斗狠、有仇必报，并且没完没了！于胡秋原案上可见一斑。王企祥（李远哲的老师）说得有趣：“你不能得罪犹太人，得罪了犹太人一如得罪了李敖，他跟你没完没了。”我听了大笑，我说：“你终于学到了跟李敖做朋友的窍门了。”胡秋原正好相反，他学不到跟李敖做敌人的窍门，以致被我没完没了。1984年12月22日，我在百货公司碰到台大老同学卢华栋，十多年不见了。上次见他是他出狱后，我去看他，并小送金钱。此后“一别音容两渺茫”。卢华栋出狱第二年即已经结婚生子，洗手不涉及政治，对党外活动，亦所知茫然。我劝他写一点狱中回忆，他说他已专心从商了。我说：“就这样的不干了？”他苦笑了一下，说：“不干了。”我说：“这样被国民党欺负了，就算了？”他说：“就算了。”我在牢里听黄毅辛说，特务们整卢华栋，甚至把万金油涂在他眼珠上，其凶残可想，可是卢华栋统统“就算了”。我的人生观绝不如此，我从来不把恩仇“就算了”，我要“千刀万里追”，这一性格，最像犹太人。陶希圣、胡秋原这些湖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