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评传不是胡适个人的评传，研究不是胡适个人的研究，而是时代的评传与研究。李敖不单写出胡适曾怎么样，同时写出胡适该怎么样，不但写出胡适的理想，同时写出理想的胡适。

    胡适已经墓草久宿，但理想的胡适却万年长青，他是

    “中国”知识分子的星火，从黑暗照到黎明。

    沈登恩最欣赏我写的广告文字，广告文字必须浓缩而奔放，我在这方面得心应手，可谓千古独步。

    沈登恩不但是一流的出版家，并且是一流的李敖推销家。他在出书前夜，找到《中国时报》副刊版的主编高信疆，秘密透露他为李敖出书，明日上市。高信疆的大哥信郑是我老友，这小弟弟对我慕名久矣，他见地过人、反应极快，立刻请沈登恩延后一天发书，使他有机会说动“余老板’（余纪忠）。最后，在“余老板”的默许下，在出书之日，也就是上报之时，《中国时报》不但副刊版大幅刊出我的《快看〈独白下的传统〉》，并且由周天瑞派出王健壮和金惟纯两位采访我，在1979年6月6日社会版刊出《李敖变了吗？看他怎么说！》这是台湾报纸第一次图文并茂地大胆写出李敖。从此文坛奔相走告：李敖复出了！而我出狱后两年七个月的隐居，自此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