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当然我是不受劝的，我照样过我的清教徒生活，不烟、不酒、不茶、不咖啡、不下棋、不打牌、不考究饮食、不去风月场所，什么三温暖、什么啤酒屋、什么电影院、什么高尔夫球……统统与我无缘。这种朋友看我如此自找苦吃，也就懒得再劝我，只是间歇性地跟我吃碗牛肉面、或买来便当到我书桌旁同吃、或同我快步散步一段路，就逃掉了。在这种极热情、极够朋友的人以外，有些朋友跟我颇多“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味道。但“君子之交”还是要见面的。不过这种见面，十九都是到我家，而不是我去他家。我最不习惯去别人家作客，“君子之交”的朋友要看我，大都要来我家作客，不过，天知道那是什么容！

    到我家作客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一个奇怪的“待客之道”，就是绝不专心待客，而是要一边做工一边同客人谈话。所谓做工，大都是整理资料：圈呀、剪呀、贴呀、分呀、捆呀、搬呀……两手动个不停，也忙个不停。不过我这样做，丝毫不影响我的注意力、反应和应对。我常常给客人“教育”与“洗脑”，提醒他们我有一心两用甚至多用的本领。我告诉客人，17世纪大学者王船山可以一边向学生讲课，一边跟太太吵架，而证国演助中的庞统庞士元，更是十项全能。中的黄寓庸也有“耳聆客言，目睹来牍，手书回札，口嘱亻奚奴”一身四用的本领。正因为我有这些一身三用、一身四用的本领，所以我待客时，就先声明我要一边做工一边谈话，一如蒋介石到印度拜访甘地，甘地却一边纺纱一边谈话一样。朋友们知道我这一奇怪的“待客之道”，也就不以为什，有的甚至跟我一起做起工来，像孟绝子、像陈兆基、像陈彦增……一到我家，就从客人降为苦工，不由分说，立被拉夫征用。当然也有向我抗议的，老友骆明道就是一位。骆明道说：“李敖是一个苦人，有福不会享，整天做工。你跟他谈话，他五分之四的时间都不抬头看你，谁吃得消他啊！我才不要去他家呢！”所以，骆二哥只愿同我通电话。但他不知道，通电话时我用下巴夹住听筒，照样做工不误，骆二哥至今还蒙在鼓里呢！

    我不但是个工作狂——裹胁朋友一起工作的工作狂，生活方面，也有狂在。我身怀大志、志不在温饱，衣、食。住、行方面，后两者比较考究：住大房子，原因之一是补偿我多年蹲小牢房的局促；坐宾士车，原因之一是警告想收买我的人老子有钱。对吃，向不考究，并且喜欢奚落老是喜欢做美食、吃美食的家伙。有一次，哥儿们邓育昆请“敖哥”吃饭，他特地以松花江白鱼饷客，下著之后，问我口味，我说：“我实在消受不起这种贵鱼，我觉得它不如吴郭鱼好吃。”育昆闻而大笑。我不好吃，并已饮食极有节制，已有超清教徒水准。我身高一米七三，一生体重没超过六十八公斤，看起来比所有同年龄的人年轻，“善保千金躯”，有如此者。至于衣，我更不考究了。我以买百货公司换季时廉价品为主，所以穿的都不考究，也不太合身，因为志在天下，没有耐心去量来量去。多年前我同颜宁吃晚餐，饭后搂着她的腰在马路上散步，她忽然笑着说：“李先生，你穿的裤子不是你自己的。”我问为什么，她说不合身啊，我闻而大笑。我做“李敖笑傲江湖”节目，电视上永远一袭红夹克，近四百场下来从不改变，大丈夫不靠衣服显，由此可见。不过我的红夹克倒是名牌，因为只有那个牌子的式样看来最保守，不怪形怪状。我本有一件，后来在电视中看到郝柏村也穿了一件，我大为着急，因此把同样的都买来了，现在一共四件，可穿一辈子，死后还可留给我儿子。

    我儿子勘勘四岁半，女儿湛湛两岁半，太太王小屯比我小近三十岁。小屯十九岁时候，我在台北仁爱路碰到她，先看到背影，她身高一米七○、下穿短裤、大腿极美。她既有一腿，我就有一手，就这样认识了她。后来她念文化大学植物系、中兴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