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百分比，这是绝对病态的。但是，眼之所见、耳之所闻、小说之所写、电视之所播……泛滥所及，人人所受的“爱情教育”与“爱情宣传”，却全是比例极大、方向极错的误导，这岂不好笑？五十年来，我自己“性之所至”，虽经历过不少“拜伦式的不快乐”，但我终能脱困而出，变成了大情圣。1984年1月5日，我有《把她放在遥远》一诗，颇能道出我的高明：

    爱是一种方法，

    方法就是暂停。

    把她放在遥远，

    享受一片空灵。

    爱是一种技巧，

    技巧就是不浓。

    把她放在遥远，

    制造一片朦胧。

    爱是一种余味，

    余味就是忘情。

    把她放在遥远，

    绝不魂牵梦萦。

    爱是一种无为，

    无为就是永恒。

    永恒不见落叶，

    只见两片浮萍。

    乍看起来，这种乍有还无式的玩世式爱情是不够认真的。其实，如果真正认得爱情之真，就会彻悟；原来真正的情之至者，就在波澜起落，了无凿痕，含情而来，带笑而去，人生至此，方足以语爱情。如今，我已老去，罗曼蒂克的生涯，对我应已远离。如果时光倒流、青春可再，我想在“性之所至”方面，我会表现得更好一点。一生曾有过五次青楼情孽的纪录，但肌肤之亲以外，长入我梦的往往只是跟我有几面之交的女孩子，《民生报》的徐开尘就是一例。我喜欢造型清秀不俗别具风华的女人，极少喜欢像电脑造出来的美女，凯瑟琳丹妮芙的前夫——导演罗杰华汀说他碰到拉蔻儿薇芝会阳痿，其言老到，足以风世矣。

    今年2月14晚，在邓维桢家吃饭。许信良问我：“你到底如何在台湾定位你自己？”我答道：“一个正确的人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陈文茜在旁闻而大笑，其实她不该大笑，而该苦笑。我的人生未尝不是一场悲剧，可是我尽量把它演成喜剧，并且愈演愈变成独幕剧与独白戏。我的悲剧是总想用一己之力，追回那浪漫的、仗义的、狂飚的、快行己意的古典美德与古典世界，但我似乎不知道，这种美德世界，如果能追回的话，还得有赖于环境与同志的配合，而20世纪的今天台湾，却显然奇缺这种环境与这种同志。环境对于我，活像爬座雪山，愈爬温度愈冷；同志对于我，活像三轮追汽车，愈追距离愈长。虽然如此，我自己却奋然前进，继续升高与加速，我不在乎做悲剧的角色，但又何必一悲到底？因此我努力把它演成喜剧。

    因为我自己要做有力量的好人——“善霸”，所以被我“整”的对象，不分中外、不分老少、不论省籍、不论生死，凡是被锁定的，就难逃吾网恢恢。我最拿手的本领是口诛笔伐，不论动口动手，都出之以一针见血的犀利表达，造化之妙，臻于极境。但造化之中，却充满机智与喜感，例如我骂国民党，用的是这样表达：

    国民党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如包庇财阀是也）；“政治问题，法律解决”（如以法律绳异己是也）；“法律问题，经济解决”（如法官收红包是也）。国民党总是不能格守本位。这样用短短二十四个字，写尽国民党的形态，何等机智，何等喜感！

    又如：

    国民党对大陆力所未逮而淫之，正是“意淫大陆”；对台湾力所有途而淫之，正是“手淫台湾”。一切政治上的波谲云诡，一经此八字分析，立刻全无剩义、真相大白矣！

    这样用短短八个字，写尽国民党的心态，又何等机智，何等喜感！从二十四个字写形态，到八个字写心态，一经落笔，立刻单刀直入，一目了然。这种本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除了骂国民党以外，骂蒋家我更拿手。蒋孝武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