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当《中国时报》拒登我的广告，出版社方面请我直接写信给余先生关照的时候，我说何必呢？余先生自己，会不知道吗？

    我跟柯、简二位又说：在国民党大员中，余先生是很有代表性的。他毕业中央大学，又留学英国，一九四七年出版的《中国名将录》里说他是quot;年轻、英俊和富有政治家风度的人物quot;。他少年得志，官拜中将，在我们家乡任东北行辕政治部主任兼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可说是一表人才。但他暗投在国民党的大洪炉里，他就无法不和国民党一样，国民党祸国，他有份；国民党丢掉大陆，他有份；国民党办报言人，他有份。他的身世，真令我有quot;卿本佳人，奈何从贼quot;之感，我真为他可惜。请你们二位转告余先生。

    柯、简二位面有难色，我笑着说，在《中国时报》的畸形权力结构下，我真怀疑你们敢把我的话转告余先生多少，但是余先生不明真相，他又何从知道他错在哪里呢？

    今天凌晨四点就醒来了，我躺在床上，对自己说：我跟余纪忠交情一回，还是由我亲自写封信给他吧！于是我就决定写下这封信。我把对柯、简二位谈话的内容写得更精确一点、仔细一点，就是上面这些话了。

    去年一月三十日，我发表《给黄少谷先生的又一公开信》（收在quot;李敖千秋评论丛书quot;第十九册），最后说：

    ……回想半个世纪前，新闻界没有封杀你，因为你可以办报，quot;军阀quot;允许任何人办报，可是在quot;大有为政府quot;的今天，反倒不能办报了；又回想半个世纪前，司法界没有被这样污染，国民党员罗文干遭到政治迫害，quot;军阀quot;允许司法方面不配合，可是在quot;黄少谷主持司法院quot;的今天，司法方面的quot;言之痛心quot;，反倒愈来愈重了！我们怎么了？我们到底怎么了？我们的新闻界和司法界，半个世纪来，是不是开倒车了？

    问题已不在开不开倒车，问题在即使开倒车，还能开多久？少谷先生，你八十开外了，你和你的同党尽管不知今日何日、今夕何夕，但是你们的子孙应该知道，我真不愿用quot;积善之家，必有余庆quot;的老套来劝你们，但是quot;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quot;的因果铁律，究竟还不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老人所能推倒的，你们总该避免殃及子孙吧？

    如今，在倒车日甚声中，我们本该不要再结怨的人，却又周而复始，又来结怨，并且quot;殃及子孙quot;，是由先生的第二代出面，参加斗臭我了，我真觉得意不能平。回想十八年前，我到法院告先生，国民党法院为了开脱先生，竟推翻文明法例、推翻自己二十二年院字第一，一四三号解释例，说先生是发行人，所以无罪；如今我告先生第二代，自知结果如何。先生当然知道我绝非笨到妄想在此时此地法律上还我公道之人，先生当然知道我不过在留下历史记录与时代罪证。先生又何苦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网的与我结怨，以为子孙之余殃？我真对先生之不智，为之呗息。国民党的悲剧性格有多重，其中之一就是自大狂，总是高估了自己，错估了敌人。在大陆错估了共产党，所以到了台湾；在台湾又把我们看扁，所以好像总把我们吃定。其实如日中天的汉武帝，都吃定不了司马迁，而被司马迁遗臭万年；何况是日暮途穷的国民党？当然国民党不怕历史、不怕异己，但对为子孙余殃，总有所怕。陶百川日日大声疾呼请种善因以留善果，但他自己却举家放洋以为趋避，其内心之明智与恐惧，可知矣！我今天做法律游戏，告先生的第二代，官司事小，象征事大。即我们这些国民党统治下的受难者，决心有同第一代斗争后又同第二代斗争的准备，结怨相报固然令人不快，但是只要国民党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