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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斯宾诺莎
在一六八0年是件可怕的事,很不光彩。它表明某人是社会制度的敌人,是索西奴斯教徒,是自认不能与体面人同伍的下等人。这并没能阻止知识界大部分人如饥似渴地接受笛卡尔主义,就象我们的前辈接受达尔文主义一样。但是在阿姆斯特丹的正统犹太人中,这类题目却没有人提及。在塔尔穆德和托拉赫也没有人间津笛卡尔主义,因此它也就不存在。一经表明它在巴鲁克·德·斯宾诺莎的头脑里存在,结局就注定了,只要犹太教堂的权威人士一出面调查此事,采取官方行动,斯宾诺莎也会同样不复存在。

    那时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会刚刚度过一场严重的危机。小巴鲁克十五岁的时候,来了一个名叫尤里尔·艾考斯塔的葡萄牙流亡者。他断然抛弃了在死亡威胁下被迫接受的天主教,又回到前辈的宗教。可是这个艾考斯塔不是等闲的犹太人,而是个绅士,惯于在帽子上插一根羽毛,腰上挎一把剑。那些在日耳曼和波兰学校受过训练的荷兰犹太教士所表现出的自高自大使他惊讶和恼怒,他也很自傲,他从不屑掩饰自己的观点。

    在那种小的社会组织里,如此公开的蔑视是不可能被容忍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开始了,一方是清高的梦幻者,半先知半贵族,另一方是铁面无情的法律护卫士。

    结局是悲剧。

    首先,在当地警察局,艾考斯塔被控是几本否认灵魂不朽的渎圣小册子的作者。这使他与加尔文派教士发生摩擦。不过事实很快澄清,控告也撤消了。于是犹太教会把这个犟头的反叛逐出教会,剥夺了他的谋生之路。

    在以后几个月里,这个可怜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流浪,最后贫困和孤独又驱使他回到教会。但是他要首先当众认罪,任所有犹太人鞭抽脚踢,然后才能被批准重新入会。这侮辱使他精神失常了。他买了一支手枪,把自己的脑袋打开了花。

    自杀事件在阿姆斯特丹市民中引起很多议论。犹太团体觉得不能冒险再惹起另一场风波。当“生命之树”中最有前途的学生已经无疑彼笛卡尔的新异端思想所污染的时候,犹太教会就立即行动起来,试图加以遮掩。人们找巴布克谈话,只要他答应听话,去犹太教堂,不再发表或散布任何反对法律的言论,就可以给他一笔年金。

    斯宾诺莎最厌恶妥协,三言两语就回绝了这些事。结果,根据出名的古老《惩处准则》,他被逐出教会。那个准则毫不给人思考的余地,全是照搬耶利哥时代的诅咒谩骂的字眼。

    面对五花八门的咒骂,他泰然坐在屋里,从报纸上了解前一天发生的事。甚至当一个《准则》的狂热者想结果他的性命时,他也不肯离开城市。

    这对犹太教士的威信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尽管乞灵于约书亚和伊莱沙,在短短的几年里却仍有人再次公开向他们挑战。他们心急火燎地向市政厅提出诉讼,要和市长见面,告诉他这个刚被赶出教会的巴鲁克·德·斯宾诺莎的确是个危险分子,是不可知论者,不信仰上帝,在阿姆斯特丹这样受人尊敬的基督社团中不应该容忍这种人。

    那些大官人有个好习惯,凡事都不插手,而是推给基督教牧师的小组委员会去办理。这个小组委员会研究之后。发现斯宾诺莎并没有做有害于城市法律的事,便如实向市政府的官老爷做了报告。不过他们又觉得一个教派的人能如此团结一致是好事,便向市长建议,请这个似乎独立性很强的年轻人离开阿姆斯特丹几个月,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从那以后,斯宾诺莎的生活一直平坦无波,就象他从窗口看到的大地一样。他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在莱顿附近的莱茵斯堡小村里租了一间房子,白天修磨光学仪器的镜头,晚上抽着烟斗,根据自己的兴致读点什么或写点什么。他一直没有结婚。谣传说他和拉丁文老师范·登·恩德的女儿有私情,可是斯宾诺莎离开阿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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