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年结束后，我的考试成绩使莎莉文小姐、哈博女士（学校的教务长）以及另一位老师相信，我再学两年就可以完成考试的准备了。最初，吉尔曼先生也赞同这一点，但后来看到我的功课进展不够顺，又坚持我必须再读3 年。我不喜欢这个计划，因为我希望能同其他同学一起进入大学。

    11月17日那天我有点不舒服，没有去上课。尽管莎莉文小姐向吉尔曼先生解释只是一点小小的毛病，但吉尔曼先生，却认为我的身体被功课压垮了，于是将我的学习计划全面修改了，以致于使我不能跟着班上的同学一起参加期末考试。由于吉尔曼先生与莎莉文小姐发生意见分歧，母亲决定让我同妹妹米珠丽一同从剑桥退学。

    经过这段周折，母亲安排请剑桥中学的基思先生担任我的辅导教师，指导我继续学习。1898年2 月至7 月期间，基思先生每星期去伦萨姆两次，教授代数、几何、希腊文和拉丁文，莎莉文小姐担任翻译。

    1898年10月，我们回到波士顿。其后的8 个月，基思先生每周教我5 次，每次1 小时。每次先讲解我上次课中不明白的地方，然后指定新的作业。他把我一周中用打字机做出的希腊文练习带回去仔细修改，然后再退还给我。

    我为大学入学考试所进行的准备，就这样一直进行着。我发现，单独听课比在班级里听讲不但好懂而且轻松愉快，不需要跟在后面赶，也不会手忙脚乱。家庭教师有充裕的时间讲解我不明白之处，因此较之在学校学得更快更好。在数学方面，我的困难仍然比其它课程要多。代数和几何哪怕有语言和文学课一半容易也好！但即使是数学，基思先生也教得使人感兴趣，他把问题和困难减少到最低限度，使我能够完全理解。他使我思路敏捷，推理严密，能冷静而合乎逻辑地寻找答案，而不是不着边际地瞎想。尽管我笨得连约伯也不能容忍，他却总是那样温和并富有耐心。

    1899年6 月29日和30日两天，我参加了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的入学考试的终试。

    第一天考初级希腊文和高级拉丁文，第二天考几何、代数和高级希腊文。

    学院不允许莎莉文小姐为我读试卷，请来了柏金斯盲入学校教师尤金。C .文尼先生，为我把试卷译成美国式盲文。文尼先生同我相识，除了使用盲文外，我们无法交谈。

    盲文可以用于各种文字，但要用于几何和代数是有困难的。我被搞得精疲力竭，灰心丧气，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特别是在代数上花的时间最多。我确实很熟悉美国一般人能用的3 种盲文：英国式、美国式和纽约式。但几何和代数里的各种符号在这3 种盲文里是迥然不同的，而我在代数中使用的只是英国式盲文。

    考试前两天，文尼先生把哈佛大学旧的代数试题盲文本寄给我，但用的是美国式的盲文。我急了，马上给文尼先生写信，请他把上面的符号加以说明。很快地，我收到了另一份试卷和一张符号表。我着手学习这些符号。在考代数的前一天夜里我忙于运算一些复杂的习题，对于那些括号、大括号和方根的联合使用老是分辨不清。基思先生和我都有些泄气，为第二天的考试担心。考试时，我们提前到校，请文尼先生仔仔细细地把美国式盲文的符号给我们讲了一遍。

    考几何的最大困难是我习惯于让人把命题拼写在我的手上。不知怎么的，尽管命题是正确的，但在盲文上看起来却很乱。到考代数时，困难就更大了，刚刚学过的符号，自以为是懂了，到考试时又糊涂了。而且，我看不见自己用打字机打出的文字。我原来都是用盲文来演算，或是用心算。基思先生过于着重训练我心算的能力，而没有训练我如何写考卷，因而我的解答做得非常慢，考试题目我要一遍又一遍地读才能弄清楚应该如何去做。说实在的，我现在也没有把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