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个不安定因素，可是现在并没有人认识到这种破坏性有多大。而且，我自己就是通过一个痛苦的过程才产生今天这种认识，这种人的破坏性经过正确的引导是可以转变成一种同样大的建设性。我真的希望你能做这件事。

    面对文玉的热切，沉默的是我。他不是第一个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受访者，我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然而我仅仅就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记者，我深感自己的力不从心。我不可能告诉文玉，像他这样的一大批人，几乎永远没有可能成为媒体关注的主要部分，因为他们是一个不容质疑的quot;弱势群体quot;，尽管他们迫切地希冀或者说乞求社会的关心和帮助。没有受到过伤害的人永远认为受伤者的痛苦是不正常的，所以我才会听到有人说：quot;安顿采访的人都是有病的人。quot;甚至也由此认为我是一个心理不健康的女人。我从无从解释到现在终于不屑于去解释，同样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不可能对文玉讲出这一切。我的眼泪聚合在眼里，心理充满了委屈。也许在采访过程中出现这样的感受太过于女性，在我，这是第一次。我们对视了很久，我告诉文玉，只要有一丝可能，我会坚持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会一直做下去，只要还有人需要我做。

    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一双倾听的耳朵、一双诚恳的眼睛和一颗善良的心。我一直觉得受过伤害的人比一直顺利的人更懂得贡献，因为他们从痛苦中走出来，他们曾经获得别人的帮助，所以他们更明白应该怎样帮助别人，我觉得我们可以比那些幸福的人做得更好。

    我不知道该对文玉讲些什么，采访的艰难、写作的辛苦以及周围的各式各样的嘲讽，都不可能告诉他。甚至久而久之我已经在享受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感觉，好的、坏的，都使我的生命和内心世界变得饱满，饱满到没有语言可以表达。我岔开了话题，问到他前妻的近况。文玉又有些黯然。

    她已经结婚了，就是跟那个男孩。她没有办法，回到了她原来那个工厂，靠的是她父亲的关系。她家已经不跟她来往了，而且她家里拒绝接纳她现在的丈夫。他们收入不高，过得很拮据。她曾经来跟我要她冬天的衣服，我没有给，可能就是我狭隘吧。我总是想着十九岁那年她刚刚做完宫外孕手术、见到我就扑到我怀里，她一心一意地跟着我，满眼里只有我，那时候我就发誓要一辈子对她好，可是现在，我做不到了。

    我的屋子里还跟从前我们没曼离婚的时候一样，家具、照片、随手用的东西，都没有变。也许有一天我会改变，但是不是现在。

    文玉离开报社的时候，犹豫再三，终于给我留下一个呼机号。他说：quot;如果我的口述发表了，有人与我有同感，愿意跟我联系，你就告诉他这个呼机号，我非常希望能帮你做些什么，能帮别人做些什么。人在被需要的时候才会有幸福感。quot;

    我送他到楼梯口，他似乎想起了什么似的，深深地看我一眼，然后说：quot;你一定想办法别让人看出她是谁。qu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