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过来。这个马来人个头中等，身材修长，有点瘦，特别是脸部，走起路来步履敏捷。他戴着墨镜，八字须修剪过，一颗门牙断了，看起来有点阴险。他烟不离手，看上去激动得很。

    我告诉他，是否被释放这要看政治部是否相信他会继续成为共产党人。假如是的话，多半会一直拘留下去。但如果把他释放后他显示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以后可能就不再理会他。他发出一阵狂笑。这是我第一次面对一个被拘留的共产组织成员。他们决心向自己和世界证明，他们有信念，有力量，为了事业能忍受穷困，是什么心理、什么心态和什么动机使他们这样做，我那时一无所知。

    沙末案子的审查是在法官的办公室里进行的，不许宣扬。拘留他的主要理由是，他是马来亚共产党党员，也是马共属下组织新加坡人民抗英同盟的领袖之一。我申述说，他基本上是个反殖民主义者和马来民族主义者；作为马来人，他接受不了由华人领导的马来亚共产党的沙文主义号召。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给法官和两名陪审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官什么话也没说，审查不到20分钟便结束。

    沙末返回棋樟山。1953年4月，他和其他几个拘留人士获释，包括蒂凡那。我第一次透过铁丝栅栏看到蒂凡那时，他戴着一副角质眼镜，只穿短裤和日本式树胶拖鞋，一点也不讨人喜欢。他又矮又胖，好争吵，显得愤世嫉俗。当沙末发现我注意蒂凡那时，他告诉我，蒂凡那是他的好朋友，是新加坡教师公会的职员。沙末说：quot;在拘留期间，你很快就能分辨谁是弱者，谁是强者。quot;蒂凡那是强者，靠得住。我当时想，也许如此，但我不喜欢他的好斗样子。过后不久，新加坡教师公会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找我，要求我代表蒂凡那。我拒绝不了，但并不热切盼望着设法把他争取过来。接下来我再遇到柯里顿时，他向我介绍了蒂凡那，证实他愤世嫉俗，忠于共产主义，而且有决心。

    这个时期我们一小组人，吴庆瑞、杜进才、拉惹勒南、贝恩和我五个人，一直在欧思礼路我家的底层饭厅开会，讨论成立政党的可能性。饭厅是西晒部分，因此又热又不舒服，哪怕三扇窗和两扇门全打开了，还有风力很强的风扇在天花板上转着，仍旧闷热得难受。如果说空气叫人昏昏欲睡，我们却精神焕发。我们下定决心，要跟因循苟且、软弱、投机和专谋私利的政党以及当时在立法议会和市议会里的一伙人完全不一样。因此，我们决定邀请沙末跟我们一起讨论这样的可能性：发动宪制斗争争取独立，而又不被共产主义运动吸进去。我们也需要他参加，因为他可以让我们跟说马来语的世界沟通，通过《马来前锋报》向马来群众传达我们的观点。

    经过两次会议之后，沙末问能不能带蒂凡那一起来，因为蒂凡那可以做出贡献。我不喜欢这个想法。但是朋友们和我都认为，如果内部核心只是我们喜欢的人，就永远不可能扩大成为一个政党，所以蒂凡那也来了。我们每星期至少是每隔一个星期聚会一次，讨论局势和能够采取的政治行动。

    英国人并不是停滞不前的，他们了解压力正在增加。1953年，总督委任英国前驻比利时大使林德爵士主持一个委员会，检讨新加坡的宪制，并对宪制的进一步改革提出建议。在1954年2月22日公布的报告中，林德建议所有在新加坡出生的英籍民自动登记成为合格选民，这会使选民人数增加四倍。由九名部长组成的部长会议将成为新的行政会议，其中六名由民选议员担任，他们将由多数党领袖提名。但是最重要的部门仍然留在辅政司、财政司和律政司三名当然议员手上。除了在外交关系和防务(包括内部治安)这两个领域，部长会议的决定总督必须接受。部长会议只对立法议院负责。立法议院共有25个民选议席、6个官委议席和3个当然议席。总督接受了报告的建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