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是要制止他们的颠覆活动，事实上却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利用爱国事业把所有受华文教育的团体团结起来。他们聪明地把问题歪曲成为：胁迫华校英化，摧残华族的文化、语言和教育。在华人心目中，尤其是对新加坡受教育不多的百万富商和店主来说，这些都是神圣的民族遗产。从中国传来的许多热烈赞扬建设成就的报道，对中国如何转化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进行描绘，把他们给迷住了。而正当中国重新焕发青春活力，应该成为各地华人恢复自豪和自尊的源泉的时候，英国人似乎正准备剥夺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殖民地政府误闯了文化雷区。如果政治部当年有受华文教育的官员，能感受到新马两地的沙文主义社群的脉搏，他们就会提醒总督，采取行动时应该更敏感、更谨慎。

    华校生跟英校生截然不同。他们生气勃勃，善于筹款。我代表他们找布里特时，告诉布里特他们能动员中华总商会的商人出钱。布里特建议收费3万元。我转告学生，他们眼睛眨也没眨。布里特是在10月7日飞来新加坡，处理五天后开审的上诉案，早在这之前，他们便把钱送到我家来。看来他们对前往黎觉与王律师馆感到不自在，因为律师馆的主要合伙人是英国人。

    布里特读了上诉资料之后，必定知道上诉根本就没有成功的机会。于是，他根据自己多年来表达激烈感情的经验，尽量替学生讲话，并进行宣传，以损害政府。他到达后第二天，学生在羽毛球馆开茶会欢迎他。布里特用英语发表了演讲。东道主发表了多个华语演讲，却没有人翻译给他听。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这是个机会，幕后的领袖可以利用合情合理的事件进行动员，支持学生，鼓起他们的热情，为群众运动进一步打下基础。

    整个过程给布里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12年后出版的自传里，他还记得，当时有5000名学生整整齐齐地坐在会场里，人人手上都有一盒蛋糕、包点、花生和香蕉，过后花生壳和香蕉皮都放回纸盒，由招待员拿走。这样，在学生们离开会场坐巴士回家时，场内依然干干净净。这显示出卓越的组织和后勤能力。这一切都是按照15岁左右的男孩儿和女孩儿通过扬声器发出的简单利落的命令进行的。这样的表现，任何军队的参谋看了都会高兴，我和布里特一样，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这类会议，后来还参加了多次，我从没见过英校生也有这样的表现。英校生说话没信心，缺乏自信，他们使用非母语时心理上有障碍。

    我知道，上诉这事的结局将是令人扫兴的，但学生们认为这是个组织示威反对政府的机会。10月12日，大批学生在最高法院外面的大草场集中。根据《新加坡虎报》报道，布里特到达时，他们爆发出quot;一阵暴风雨似的掌声quot;。英国籍法官奈特问道：quot;像这样微不足道的上诉案，怎么排上了三天?quot;布里特说，这件事应该由他负责，因为按照他估计，案件不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审完。接着他认真地说明了上诉的理由，接连两天摆出了勇敢的姿态。换成我的话，要拖到超过一个上午也难以做到，而且效果会很差。第二天双方陈词结束后，法官维持原判。但是他说，如果年轻的学生签下保证书，保证18个月内行为良好，他会撤销监禁刑期。

    学生们要当烈士

    法官轮流询问被告学生是否愿意签保，学生个个都摇头。法官决心维护法治，学生们决心要当烈士。法官别无选择，只好送他们进监牢，尽管他这样做让他们能利用这个课题，在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当中煽起反政府的情绪。

    现在我知道共产党人会如何利用这样的局面了。让我来处理的话，我会要学生的父母签名保证他们的子女行为良好，然后释放他们。在共产党的幕后领袖能对付家长之前，我可以传他们到法庭，直接跟他们打交道。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