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协会正在物色一名候选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谈话是这样的：quot;我知道你们还在为达特福德物色一名候选人。quot;（大选最迟必须在１９５０年举行，还有可能提前，而达特福德仍未物色到人选，这使保守党中央总部非常着急。）

    quot;是的，有什么建议吗？quot;

    quot;有个年轻妇女，玛格丽特·罗伯茨，你们也许可以见一下面，她真不错。quot;

    quot;是吗？但达特福德是个工业重镇，我想一个妇女恐怕不行。quot;

    quot;当然，你是行家里手。但为什么不可以先见见她呢？quot;

    他们同意与我见面。星期六，我应邀与约翰·米勒、他的妻子菲及达特福德妇女协会主席弗莱彻夫人在兰多诺码头餐厅共进午餐。

    他们大概是对一位妇女成为达特福德议员候选人持有异议。虽然如此，他们对他们见到的这个人还是喜欢的，我跟他们也很谈得来。米勒夫妇后来成为我的亲密朋友。弗莱彻夫人很有风度，我很快对她产生了一种敬慕之情。午餐后，我们沿着码头走回会场，找个好座位，听党的领袖温斯顿·丘吉尔发表演讲。大会开了一周了，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他。那时，党的领袖并不出席年会，只是在星期六的最后集会上露个面。自然，他讲话的重点是外交事务。因为那时苏联封锁柏林，西方向西柏林空运日用物资。他传达的信息是令人忧郁的。他说：只有美国的核武器才能保护欧洲兔受共产主义暴力，并警告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正可怕地向我们逼近。

    直到１２月我才收到达特福德的通知，要我去位于市里奇街的保守党中央总部面试，这里离议会不远。同其他许多有望成为候选人的人一样，１２月３０日星期四晚上，我坐到了选拔委员会的瓦前，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非政界人士很少有人能懂得这样的场合多么让人神经紧张，忐忑不安。不感到紧张的面试者很可能发挥不好。因为懂化学的人都会告诉你，如果你想有上乘表现，你的肾上腺液需要流动。我很幸运，桌边有几个人对我比较友好，当然在这种场合，这对一名想进入政界的年轻女子来说，既有好处，也有不利。

    我通过了这次面试，他们还通知我去达特福德参加下一次面试。１９４９年１月３１日星期一，我应约到达特福德布尔饭店，向约由５０人组成的达特福德市保守党协会执行委员会发表讲话。同其他５个参加面试者一样，我需要发表１５分钟的讲话，然后再回答１０分钟问题。

    更有可能给我带来麻烦的正是那些问题。当时许多人本来就对妇女候选人抱有很大的成见，对妇女竞选达特福德这样的工业重镇的席位更加如此。毫无疑问，这是男人的世界，连天使也不敢涉足。当然，还有，保守党人赢得这个席位的希望很小。当然，即使像埃布韦尔那样被认为是工党有把握获胜的席位，参加候选人角逐的保守党人也不会道破保守党获胜希望渺茫这一点。在芬奇利，工党议员比保守党议员候选人多得两万张选票，这种差距是难以消灭的，但也许，这个谁也不愿意点破的事实反而对我有利。为什么不冒险让年轻的玛格丽特·罗伯茨当候选人呢？保守党不会输掉什么，却能做更多的有益的宣传。

    一次政治活动成功的最可靠的信号是你感觉还不错。在达特福德的那个晚上，我感到很顺利，事情的结局证明我的自信是对的，我被选中了。会后，我留下与协会的干部共进晚餐。因为不仅候选人如释重负，选拔者也可以不再做批评者，而成为候选人的朋友。我感到有些如坠雾海，但很高兴。大家给我这个年轻候选人提了很多建议，告许我许多事情，并主动表示愿意帮助我。有些政治家经常被问及quot;你究竟为什么那样做？quot;，以上这些友好举动可以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