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的判断确实富有远见）。这些问题是我在１９５０年及１９５１年的竞选运动中的公众集会上经常谈及的问题。

    １９５０年竟选运动的那几周是我感到最疲惫的几周。对我来说许多事情都是新的，而且新手总是缺乏后劲。与今天的选举不同，那时候几乎每个晚上参加公众集会的人都很多。因此，我就得白天找时间准备晚上的讲话稿。我还要给选民写信，争取支持。大多数下午的时间都是用来上门游说，有时候，用大喇叭来宣讲，算是稍作放松。我的家人给了我很大帮助。父亲来讲话，姐姐也来帮忙。

    大选前，威廉斯夫人（资深关税改革者、多年担任克罗伊登选区议员的赫伯特·威廉姆斯爵士的夫人）建议候选人参加竟选活动时应有特定的穿着方式，以便大家互相认识。我对她的建议十分认真，到牛津大街的伯恩和霍灵沃思商店购买了一套适合参加竞选活动时穿的黑色套服，买了一顶帽子。我就穿着这套衣服，戴着那顶帽子去参加竞选活动。为了更容易辨认，我还在帽子上系上一根黑白相间的带子，打结处呈蓝色。

    当然，如此小心翼翼是否必要却是另外一件事了。有多少２４岁的女子会在爱里斯购物中心站在肥皂箱子上演讲？那时候，妇女候选人大多是不去工厂游说的。但我去了，工厂内外都去过，总是受到比较热烈有时也颇为嘈杂的欢迎。达特福德的社会主义者有些忐忑不安，直到他们的候选人——在任议员诺曼·多兹也受到同样的待遇，他们才放心。我只是不喜欢去小酒馆，我自己一个人是决不会去的。某些畏难情绪很难克服。

    我很幸运有诺曼·多兹这样的竞选对手。他是一位纯粹的、颇有骑士风度的；日式社会主义者。他知道他将获胜，因此，他很大度，愿意给我这个观点与他遇然不同的雄心勃勃的女子一次机会。我正式成为候选人后不久，他就提出与我在当地的文法学校的大礼堂进行辩论，我欣然接受挑战。他和我先分别致辞，然后回答提问，最后分别致结束语。各方都有自己的支持者，嘈杂得很。竞选运动期间，我们又进行了一次同样热烈的难分胜负的辩论。大家只就有关问题和事实进行辩论，而不进行人身攻击，这使辩论很有意思。有一次，一家全国性报纸报道说，诺曼·多兹认为我很漂亮，但获胜机会很小，智力不佳。这位善良的社会主义绅士马上给我写信，说他并没有说过那些话——或者至少没有说过最后一部分。

    我的公众集会总是人很多。由于人很多，在大会开始前２０分钟就把会场的门关上并不是稀奇的事。当然，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女人本身就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人们对我都有基本的礼貌，我们可以加以利用，而今天的女权主义者已基本上使这种礼貌丧失殆尽。有一次，我到选区的某地参加一个公众集会，发现在集会上讲话的前空军部长贝尔福勋爵受到某些提问者的非难，场面有些混乱，大家已经去请警察来帮忙了。我告诉组织者不要让警察来了。不出所料，我一登上讲坛开始讲话，台下的骚动开始减弱，基本恢复了秩序，如果说不是真正的和谐的话。

    我也很走运，作为候选人我受到国内甚至国际媒体的关注。我只有２４岁，是参加１９５０年竞选运动的最年轻的妇女候选人。这本身就是大家评论的话题。有的报纸请我就妇女在政治中的作用写文章。我的照片刊登在《生活》杂志及《伦敦图片新闻》上。《伦敦图片新闻》是许多从政的大人物常读的报纸，我的照片也登在了西德的报纸上，他们称我为quot;富有魅力的小姐quot;（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这么称呼我了）。

    我杜撰了两个口号，不怎么含蓄，十分直截了当。一个是quot;投右派的票，保住剩下的东西quot;，另一个更有针对性，quot;不要腐朽，赶走无能quot;。邵使在那时，我讲话也从不大谈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