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主义的新的风格。

    尽管任后座议员时期我与政府和保守党内主流的正统派之间的关系没有出现太大的麻烦，我却明白，即使得到了一些喝彩，我不是那些可以青云直上的年轻保守党人中的一员。我有自己的理想。对于我们正在前进的方向我感到不安，仅仅是有点不安而已。但对于一个信仰财政稳定、自由企业的创造潜力和社会纪律的人来说，确有许多事情值得担忧。

    对我们的经济管理了解得越多印象就越差。我认真地听取了保守党后座议员奈杰尔·伯奇的发言，他严厉批评政府没能控制公共开支。政府的论点是，只要经济继续增长，就可承受公共开支的增加。这就迫使我们实行过分扩大需求的政策，而当它对收支平衡或英镑产生压力时又猛然收回这种政策，这正是１９６１年夏天的情形。财政大臣塞尔温·劳埃德推出了一个紧缩通货的预算和我们的第一个收入政策——quot;暂停支付quot;。另一项作法当然是把税收保持在必要的水平之上。财政大臣惟恐基本所得税上涨，特别强调要制止逃税和漏税，通过不断扩大国内税收权限来达到此目的。作为一名税务律师，也源于我自己本能地不喜欢赋予官僚们更多的权力，我对这一问题反应强烈，并帮助quot;保守党法律界人士协会quot;写了一份批评性的报告。

    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应彻底纠正刑事政策中时尚的自由派倾向，于是发言并投票支持一项有关用桦木条或答杖抽打年轻重犯的新条款，我们有些人想把此款加入当年的quot;刑事司法法案quot;中。在当时盛行的舆论氛围中，我知道这一条款会使我遭受那些自视高尚和心地善良的评论者的奚落。但我的选民们并不这么看，我们右派议员中的许多人也不这么看。尽管新条款被彻底地击败了，这是可想而知的，却有６９名保守党后座议员投政府的反对票而支持这一条款。这是我党自１９５１年执政以来的最大一次党内造反，议会督导办公室对此颇感不悦。这在我的下院生涯中是唯一的一次不按我党方针投票的情况。

    １９６１年的夏季在政治上真可谓丰富多采。我一直关注着外交事务，其中占主导地位的事件是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之间关系别扭、苏联人建起了柏林墙（议会就此开会讨论）、与本国关系更密切的是为英国加入共同市场而开始的谈判。也有种种关于内阁改组的猜测。尽管我的名声稍稍受损，我还是有理由认为自己可能是改组的受益者。我在一定程度上一直处于公众的注意中，这不仅因为关于肉体刑罚的演说，为居住高层住宅的学龄前儿童缺乏必要设施的问题我与弗林特东区的工党议员艾里妮·怀特一起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由于当时大量设计低劣的，可怕的高层楼房正拔地而起，这一问题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不过，我自认为可以从改组中受益的理由很简单。帕特·洪斯比一史密斯已决定辞职去追求她的商业利益，而人们往往认为保持政府中妇女的人数在政治上是可取的。我甚至得到了关于我的未来职务的已不算很隐晦的提示。据消息透露，有两个位于正空着，一个是航空部，另一个是养者金部。即使我更钟情于航空部，在当时我也明白他们不会把这个位子交给一名年轻妇女。

    话虽这么说，当电话响起、我被召去见首相时，我并不想掩饰自己的兴奋。唐宁街１０号正在进行大规模整修，于是海军部大厦成了哈罗德·麦克米伦相当豪华的临时寓所。我已对他形成了强烈的个人印象，这不仅来自他在议会或quot;１９２２年委员会quot;的演讲，也来自他到我们quot;新议员会餐俱乐部quot;作的演说，那一次他大力推荐迪斯雷利的《雪毕儿》和《科宁斯比》作为政治读物。尽管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迪斯雷利的书能吸引哈罗德。麦克米伦，他的文风过于华美，不太对我的口味）我现在已明白，麦克米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