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穿上那套宝石蓝的最好的套服会见首相。见面时间很短。哈罗德·麦克米伦很有魅力地向我问候，并任命我预想中的职务。我热情地接受任命。我希望尽快开始工作，于是问他我该如何处理部内事务。他以他独特的方式说道：quot;这样吧，先给常务次官打个电话，明早１１点到那儿去一下，到处走走，然后就离开。我是不会呆太久的。quot;这样，第二天上午，还不到１１点，我来到了位于斯特兰德区约翰６亚当街的美观的乔治大厦，当时这儿是quot;养老金和国家保险部quot;的总部。我的大臣约翰·博伊德-卡彭特在大门口迎接我）把我领到我的新办公室，我非常欣赏他的这种表示，而且当我任内阁大臣后也总是仿效他的做法。约翰是那种容易使人喜欢的人，人们会欣赏他的善良、对细节的把握及将复杂的事情简捷地解释清楚的能力。他是个出色的演说家和辩论家。总而言之，他是值得一名新任政务次官学习的好榜样）１９６２年他升任财政部首席大臣后，我的新大臣是耐尔·麦克佛森，他的后任是理查德·伍德。有他们任大臣我真是十分幸运。只有大臣指挥得当，政务次官的工作才会有意思并劳有所值。我感到他们给予我一切机会。在约翰，亚当街的第一天只不过是认识些新面孔和陌生事件。没有更多的时间做别的事。我只是先辨辨方向、听听别人的介绍而已。

    星期五（那天是我生日），在布赖顿保守党年会上，我被安排坐在主席台的显著位子。当我穿戴品蓝色裙服和帽子、乘坐品蓝色汽车出现在会场人口处时，只听得一片照相机的咔嚓声。伊恩·麦克劳德在最近的一次小规模改组后就任党的主席，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保守党正在向左转，这次大会的总体气氛也是如此，而我的任职和穿着却与这种气氛格格不入。

    回到部里，枯燥的工作代替了抛头露面时的风光，对此我毫无怨言。当时quot;养老金和国家保险部quot;（也就是今天的quot;社会保障部勺处理的问题比政府其他部门的工作（财政部的税收工作部分可能是个例外）从技术上说更复杂些。这不仅关系到在下院能否避免成为他人攻击的对象。如果一个人希望为政策的制定作出一点认真的贡献，他必须对主要原则和个别细节都了如指掌。我开始朝此方向努力。

    第一步是重读贝弗里吉报告的原文。该报告明确陈述了战后养老金和福利体系的基本原理。我原来已对其中的主要内容十分熟悉并非常赞同。其核心是全面的quot;社会保险计划quot;的概念，目的是弥））失业、疾病或退休而弓！起的丧失挣钱能力所造成的损失，这是通过由统一定额的个人投保金资助的基本生活水准救济金体系实施的。与此并存的还有quot;国家资助quot;体系。其资金来源于普通税收，目的是帮助那些由于没有能力交投保金或因保险金已用完而无法继续享受quot;国家保险quot;福利的人。quot;国家资助quot;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视为一种过渡性的体系进行试验的，它涉及的领域将随着养老金或个人储蓄的增加而消失。

    现在回头看看贝弗里吉作的许多设想和预言而感到可笑是很容易的、他大大地低估了其建议的成本，尽管其中部分原因是战后的工党政府立即实施了全额养老金，而没有像贝弗里吉设想的那样经过一个为期２０年的过渡阶段。还有些其他的问题。投保金和福利收益之间的关系因养老金增力quot;和老年人在人口中比例的上升而愈发变得不明朗，这种关系在任何一个个案中总是间接的。quot;国家资助quot;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与后来的quot;补充救济quot;和quot;收入补贴quot;一样，不断膨胀，成为纳税人的危险的负担。这两个按定义应互为补充而实际上却常常互相矛盾的关系的不正常体系已成为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