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决，我通常１０点赶到议会投票，然后带着两三个装满信件草稿和政策论文的红色文件包驱车回家，晚上阅读这些信件和论文直至深夜。

    我一直保持了任后座议员的两年中养成的对下院的感觉。我们的工党议员对手们很难对付。迪克·克劳斯曼有个极出色的政治头脑，但也十分捉摸不定，道格拉斯·霍顿是简短辩论的行家里手。这两人我都喜欢，可我还是决定赢得一切辩论。我喜欢在政策问答或我本人辩论时就事实与数字进行交锋，不过有时做得还不够谨慎。有一天我在议会讲台发言时有人交给我一张写着有关辩论中提到的某一点的最新数字。我得意洋洋他说：quot;看，我拿到了新得烫手的数字。quot;议会中爆发出哄堂大笑，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这句话的一语双关。

    仿佛命运在安排，我们定于星期一在养老金部回答提问，这正紧接着１９６２年７月那次被称为quot;大刀横扫的一夜quot;的著名的内阁改组。约翰·博伊德-卡彭特离开原职改任财政部首席大臣，而耐尔。麦克佛森还未取代他在养老金部的职位。由于议程表上的多数问题与我主管的那部分活动有关，而不是涉及战争抚恤方面的，因此我必须代替大臣作近一小时的口答。对我和那些我不得不打扰的官员们来说那又是一个折磨神经的周未。工党议员吵闹异常，而伊恩·麦克劳德是当时在议会中的唯一一名内阁大臣。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对付过来了。当有人问及未来的政策时，我答道：quot;等有了新大臣后，我会就此事向他请教。qu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