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大家所料，哈罗德·威尔逊在１９６６年３月末宣布提前进行大选。大选结果同样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保守党失败，工党以比保守党多９７个席位的总优势获胜。我们的竞选运动平平淡淡，题为quot;要行动，不要空话quot;的竞选宣言苍白无力，只是准确地总结了特德对政治的影响。这次大选被多数人看作是威尔逊１９６４年大选胜利的延续，因此无人责备特德。我主要集中精力在芬奇利选区竞选。这次，我继续保持了比工党候选人多９４６４张选票的较大优势，自由党居第三位，因此我还是满高兴的。但总的来说这是一段令人沮丧的时期。丹尼斯了解我的心情，出去为我买了一个四周镶满钻石的戒指来使我高兴起来。

    特德·希思任命我为影子财政大臣伊恩·麦克劳德手下的财政部税务发言人，这使我的精神更加振奋。新闻界一直猜测我将被荣升进入影子内阁。我当时并无此奢望。现在读了吉姆·普赖尔的回忆录入我才知道特德也确实考虑过我，但他却比较有先见之明地决定不那样做，因为如果把我召进来，quot;他们就永远别想把我赶出去quot;。

    不管怎么说，我担当影子内阁之外的财政事务发言人比在影人内阁内任什么职更能发挥作用。作为一个税务律师，我所承担的新任务对我来说是轻车熟路。尽管我没有受到过经济理论方面的正式训练，但我天生在经济学的概念问题上得心应手。正如我在任年金事务部的低级别部长时所发现的，我很幸运地拥有抓住技术细节，比较容易地理解相当复杂的运算的那种天赋。当然，这些并不意味着我敢懈怠。作为反对党，在辩论财政法案时，自然得不到文官部门在技术方面的帮助，而只能依靠一些议会外的专家及议会同事的帮助，因此这是一项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工作。

    幸运的是，我家里的事情安排得很好，使我能够按着议会极为紧张的日程去工作。马克和卡罗尔都上寄宿学校了，不在家。虽然１９６５年丹尼斯将他的家族所属公司出售给卡斯特罗尔公司，该公司不久又被伯马赫石油公司收购，但他在生意界仍十分活跃。我们感到如果我们在离下院不远的威斯敏斯特花园区租一幢房子，生活将更为方便。我们卖了我们在法恩伯勒的房子，在坦布里奇韦尔斯附近的兰伯赫斯特买下了一座叫quot;蒙特quot;的住宅。这是一幢模仿都锋式建筑风格的房子，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室内装饰是我少有的几种业余爱好之一。我当时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给卧室刷油漆。贴壁纸上——共有８个卧室。但我还是被那大客厅和楼梯吓坏了，不得不请来了专业人员。我们买这所房子的原因之一是想让孩子们放假从寄宿学校回来后在乡间有个去处。但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们好像更愿意在伦敦与他们的朋友呆在一起。因此，quot;蒙特quot;并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得以充分利用。但我进行的装饰和修缮并不是徒劳的，在１９７２年我们把房子卖了，用卖房款买下了在福拉德街（切尔西）的房子。１９７９年我搬进唐宁街１０号前那所房子一直是我的家。

    我感到这项新的工作很适合我，而且我是在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开始这项工作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方式的不连续性和不负责任的现象当时已经显而易见。由于工党政府未能实现乔治·布朗在１９６５年９月发表的关于《国家计划》中对经济发展作出的乐观的预测目标，他的quot;国家计划quot;成为工党的沉重负担。工党政府在１９６６年５月的预算中宣布将征收quot;选择雇佣税quot;，工党这样做违背了它选举前做出的quot;不大幅度增加税收quot;的诺言，这种工薪税的重担实际上特别落到服务业头上。反对这项新税是我的一项重要任务。政府与职工大会早在１９６４年１２月的多事之秋就宣布了一项联合quot;意向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