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甚至在此以前，报界已在有关学校膳费的报道中登载一些他们发掘的材料。有一篇报道称，有些地方教育当局将向携带三明治到学校当午餐的学生收费。《太阳报》的标题是quot;孩子携带三明治受罚风暴quot;。工党也在议会参加大合唱。我发出通知禁止此类做法。但那篇报道重新引起了公众对学校提高膳费的关注。一夜之间，在学校就餐的学生人数成了政治上敏感的指标。我在６０年代担任政务次官时经常听到一种议论，说按调查家庭经济状况结果领取补助是一种quot;耻辱quot;，这种议论现在又开始出现。有人说，家境贫困有资格享用免费午餐的孩子看到富裕的同学自己花钱付餐费会感到蒙受羞辱。我通过电视讲话——这样做大概不明智——建议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家长不妨把餐费放在信封内让孩子交给学校，老师把找头放在信封内带回家。有资格免费就餐的贫困孩子可把一些硬币零钱放在信封内交给学校。然后由老师如数退还给他们。这一建议当然只是使问题更加棘手。

    不管怎么说，时隔不久，大规模的quot;牛奶喧闹quot;使膳费问题的辩论相形见继。原先赞扬我通过削减牛奶和膳费开支成功地保护了教育预算的报纸，突然改变了调门。《卫报》把教育（牛奶）法案说成是quot;一项惩罚性措施，永远不该提交议会讨论quot;。《每日邮报》要我quot;重新考虑quot;。《太阳报》则想知道：quot;撒切尔夫人是否通人情？quot;工党年会上的一名发言者建议报界用一个顺口溜式的标题：quot;撒切尔夫人，抢夺牛奶的人quot;。

    新闻界一旦发现一个新闻富矿，自然要一挖到底。编辑和记者们毕竟是靠新闻生活的，政界人物则是他们最合适的猎物。于是，报纸上几乎每天都会出现新的报道内容。例如，某地工党市政会正在考虑购买一批乳牛，给本地孩子供应牛奶；某些地方教育当局为了回避执行有关法律，以含乳饮料代替牛奶；有些非教育当局的市政会根据１９６３年《地方政府法》规定的权力，开始采取步骤给７-１１岁儿童兔费供应牛奶。只有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市政会此类行动属于违法，但这要由内阁中苏格兰事务部和威尔士事务部的同事们去处理，我就管不着了。但所有这些指责最后落到谁身上，那是不问可知的。这场反对我的运动１９７１年１１月达到高潮，《太阳报》把我说成是quot;英国最不受欢迎的女人quot;。

    也许我过于天真，以为做了普遍认为对教育非常有益的事情，在争论为此作出的牺牲时，是会考虑到的。地方当局出于赤裸裸的政治原因，不愿向孩子们出售牛奶，而强迫他们出售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学到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我为微不足道的政治利益招致了最大的政治臭名。在与地方当局几个月的斗争中，我和我的同事们受害不浅；在这段时间内我们不断受到新闻媒体的冷枪和暗箭，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节省９００万英镑，而如果从基本建设预算中削减这个数目几乎不会产生丝毫影响。我决心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今后如果遭人非议，也应该是为了重要的大事，不该是为了区区小事，更不能是为了一杯牛奶。

    如今我感到难过，苦恼，多少有些伤心，但比过去聪明了。一个女人，甚至是生活在男人世界中的专门职业女性，在遭到人身侮辱时，感情上比大多数男子更易受到伤害，这话大概是真的。我只要和孩子们在一起就感到最为快乐，可是反对我的人和报界却把我描绘成冷酷无情地侵害少年儿童福利的人，这使我受到深深伤害。但任何希望担任高级职务的政治家都必须作好经受这种考验的思想准备，有些人被击倒了，有些人却变得更加坚强。丹尼斯是个明白事理的人。他对这一切处理得非常出色，我能安然渡过难关，是由于他对我的爱和支持。后来，我养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