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０年６月２３日星期二上午将近１１点时，我坐着新的大臣专车来到唐宁街，我和我的同事们在唐宁街１０号门口受到报界和电视台记者的夹击式采访。首相府的候客室里洋溢着热情的欢声笑语。我们以愉快的步伐相继步入内阁会议室。特德·希思，还有内阁秘书伯克·特伦德爵士在他旁边，正在那里等候我们，我找到我在内阁会议桌旁的座位坐了下来。但是，教育和科学部的事情，至少和政府所面对的重大战略问题一样，仍然在我的头脑里索绕。正如我要说明的，我无法摆脱这些问题，也许它们在我头脑里占的地位太重了。但更让我感到欣喜的不仅仅是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出席内阁会议，我认为，我想我们都认为，这是国家生活中的一个决定性时刻。

    人们感到特德自己在尽一切努力进行辩解。在他宣布建立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并以崭新的方法处理公务的打算时，其语调洋溢着冲动，他在刚刚过去的选举开始之前介绍我们的竞选基础文件竞选宣言时也是这样。他强调深思熟虑，避免操之过急和鲁莽行事。这就是要与过去一刀两断，一切重新开始，而且，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提出了不少新措施。

    特德讲话的调子正是我们大家所预料的。他坚信，只要政府采用正确的办事程序，组织机构健全，再加上人们提出恰当的、高质量的具有专业水平的建议，并适当地采用这些建议，心胸开阔的政治家们就有能力解决根本性问题。基于这一观点当年秋天组建了以维克多·罗斯查尔德为首的中央政策审议部，使政府机构得以更加合理地重组（包括建立庞大的环境保护部），还建立了计划分析与审议系统。更全面他说，它激发了人们对政府能够驾驭和控制局势的信心，后来证明人们对政府寄予的信心过分了。

    当然，我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后认识到的。我不是内阁中关键的机构经济政策委员会的成员，虽然在讨论教师工资和学校开支问题时，我有时也参加会议。当实行极为严峻的复杂的法定价格和收入政策时——我们的宣言要求回避这种政策，我经常出席由特伦斯·希金斯主持的关于工资问题的专门委员会，并作些发言。当然，我不是特德制定绝大多数重要决策的核心集团的成员。希思政府执政一年之后直至结束，内阁本身的作用一般说来不那么重要了。因此，关于这些年代的详细情况，要等待特德·希思自己的回忆录了。

    然而，我这样说是为了说明情况而不是为了推卸责任。作为内阁成员，我必须为我在政府的授权下所做的工作负全部责任。在２０年之后再回顾这段经历时（包括十多年我任首相的时间），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特德·希思——一个诚实的人，无论他是对是错，他的人格力量使他不屈不挠，走了他自己要走的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犯的错误不只是一次而是多次。他的错误——我们的错误，因为我们都跟着他走——对保守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但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他所承受的压力。

    不应忘记，１９７２年春至１９７４年２月间，特德所推行的政策是大多数有影响的评论家所极力主张的而且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美国的尼克松政府采取了大致类似的方针，其他欧洲国家也是如此。当时有些勇敢的、有远见的批评家的意见证明是正确的，但他们四面受敌，孤立无援。尽管我的保留意见日益增多，但在这一阶段，我还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但是，我们有些人从这些错误中汲取了教训（尽管特德恐怕从来没有）。在我成为保守党领袖后，我才很好地，伊诺克·鲍威尔以及其他少数勇敢的保守党后座议员为什么对于政府政策接连不断的１８０度大转弯提出抗议。他们声称：quot;如果你想找人把被践踏在泥海里的原则捡起来的话，你寻找的对象不应当是那些践踏原则的人。quot;但是，伊诺克错了。用拉迪亚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