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程度的纠份。这是工资政策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惩罚，我们必须在许多条战线上作战。

    同样，我们当时正在迅速向计划经济转变，而计划经济不可避免的弱点是很少考虑或不考虑外部事件。我们大家在１９７４年２月用来解释希恩政府经济战略失败的论点（而且有些人很长时间以后还继续使用）是，１９７３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造成石油价格上涨４倍，从而使我们初见成效的经济政策被粉碎了。这显然是错误的。松驰的货币政策已经播下了通货膨胀的种子，在即将到来的工党政府时期，通货膨胀将高高涌起。收入政策只不过是在时间的长河中重新分配通货膨胀造成的恶果，对上述情况的好转起不了作用，即使此项收入政策取得有限的成果，也都会像其他所有收入政策一样，表现为提出更高的要求和为满足这些要求而付出更高的代价。再者，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快，很难持续发展，对这样一种尚未进行减少管制、没有实行私有化和没有进行削弱工会权力改革的经济来说就更是如此。公共开支也上涨得太快，而且我们在尚不了解石油价格提高的全面影响之前就已经在讨论减少公共开支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像我们所夸耀的那样使英国的工业quot;现代化quot;一重要的是，因为只有工业而不是政府才能有效地使工业本身quot;现代化quot;，更糟的是，由于对通货膨胀火上浇油，加之，太多地代替经理人员和工资谈判人员作出决定，我们为工业取得成功恰恰创造了错误的气氛。

    然而，即使先不去管上述这些情况，认为石油价格的飞涨仅仅是quot;倒霉quot;的基本论点是根本错误的。是政府未能全面考虑有关情况，从而妨碍了经济计划的实施。而且，正常运转的市场经济能够非常敏感地对每一个信号作出适应性的反应从而可以避免由于压力的积累造成急剧的混乱。

    显然，由于那年秋天的阿以战争可能导致石油禁运和石油价格上涨，形势更加恶化。由于矿工的劳工行动影响更加深入，我们不再能控制局面的意识也加深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摆脱这种困境。这就使得尽快举行大选日益有吸引力。如果我们重新当选，我们究竟会干什么，这一点当然难以确定。也许特德会喜欢朝管理型的经济继续走下去。其他人可能会愿意向矿工付丹麦金而寻求一种较安宁的政治生活。基思和我，还有保守党议会党团中大多数人主张摒弃当时政府的总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标帜，回到我们自１９７２年初离开的自由市场经济方针。

    确实，基思和我除了交换对经济政策缺点的看法之外，也对政府在阿以战争期间所采取的姿态极为恼火。为了从石油生产国获得有利的待遇——这些国家正在限制对西方国家的石油供应一政府拒绝谴责破坏１９６７年停火协议的阿拉伯国家，而且我们还对双方都实行了武器禁运，从而剥夺了以色列人所需要的备件。政府还拒绝允许美国人使用英国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继续提供供应。

    作为芬奇利选区的议员，我对在英国的犹太人对我们的政策的感觉有第一手的了解。战争开始的几天对以色列特别不利——形势比１９６７年糟得多——我每个小时都听新闻。内阁中有些艰苦的讨论。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不失风度地为该政策辩护，而特德则决心顽强地控制住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将决定我们整个经济战略的成败。最后，他直言相告，部长们正在传阅他的便条，上面提出了要求他们表示赞同的公开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