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这一边。

    至少这一次我并不需要同大使馆的怀有敌意的情况介绍进行争辩，那样做将会令人啼笑皆非，因为新大使彼得·杰伊是卡拉汉的女婿。当这项任命宣布时曾经有人大声指责裙带关系。但是我个人是喜欢并钦佩彼得·杰伊的。他对货币经济学的了解会使他成为影子内阁的一位受欢迎的吸收对象。虽然如此，我不得不承认，我在对英美商会发表讲话的引言部分怀着某种恶作剧的喜悦心情引用了吉姆·卡拉议在前一年的工党年会上讲话中的一段话。在该讲话中这位工党首相说：

    quot;我们过去常常认为，通过减税和提高政府开支就能度过衰退，找到出路并增加就业。我十分坦率地告诉你们，现在已不存在这种选择，而且过去采取这种做法时，它也只是把更大剂量的通货膨胀注入经济，跟随而来的则是更高水平的失业。quot;

    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段没有特点而又稳妥的话正是由彼得·杰伊起草的。

    事实上，我在美国期间所碰到的唯一窘迫情况是吉姆·普赖尔与基思·约瑟夫之间的一次公开分歧。他们对关于格伦威克事件的卡斯曼勋爵的报告以及对什么是非工会会员不得雇用的quot;封闭式工厂quot;的灭确政策持有不同意见。记者团的成员们对于这一点的兴趣大于对我在华盛顿会谈结果的兴趣，因而我不得不发表两次声明以试图平息事态。但是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只有在我回国以后才能理顺。

    与此同时，美国政策的方向和苏联野心的程度都存在着不确定性，这越来越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在两个集团之间很不自在地保持平衡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南斯拉夫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自从铁托元帅在１９４８年同斯大林决裂以来，南斯拉夫就一直处于一种异常的然而重要的境地。在可怕的早期镇压与大规模屠杀之后，铁托和他的同志们已经多少变得开明些，因为环境迫使他们指望西方提供财政支援和安全。这逐渐使南斯拉夫朝着某种假资本主义和准自由主义方向移动。如果铁托的每个行动不曾受到某种独特的英国社会主义者的奉承讨好，这类进展甚至还会更多。事实上，铁托的真正天赋在于他像个幻想家。他说服了东方与西方这二者，或者甚至还有南斯拉夫的一部分舆论，使它们相信这个国家是国际大比赛中的一个重要参赛者。其登峰造极的代表作就是在铁托倡导下成立的所谓第三世界国家quot;不结盟quot;运动。

    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时，这个国家的经济问题日益增多。南斯拉夫人依靠西方的信用贷款营造了一场消费繁荣，在quot;自治quot;的招牌下，一种混乱的半资本主义逐渐形成。生活水平比其他共产主义国家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南斯拉夫在海外的工人的汇款所致；但相应来说，如果生活水平不得不下降，对该政权的影响就可能更加严重。

    铁托本人的健康象征着南斯拉夫的脆弱性并在支撑着脆弱的南斯拉夫。人们广泛地预料，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将发生混乱，那时苏联人是否会再次接管控制局面，这是一个公开的问题。铁托在８５岁高龄时还在控制着局面，但是身体有病。我想去南斯拉夫访问已有一段时间，但是由于铁托身体不好无法接待我而使我的访问两度推延。

    然而，在１９７７年１２月初的一个严寒的日子里，在南斯拉夫总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一位战友和老朋友菲茨罗伊·麦克利恩先生的陪同下，我到达了贝尔格莱德。我的第一项义务是攀登１５０级台阶上到阿瓦拉山顶向巨大的阵亡将士纪念碑敬献花圈。我没有穿保暖的外套，因而到我们下山时我觉得寒冷彻骨。然而，总的政治接待是十分热情的，不只是政治家们，甚至一些共产主义报纸也是如此。

    作为quot;铁娘子quot;，我被看成了解南斯拉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