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食物供给中获得食物以维持生存和繁衍。

    将这些观点汇总在一起，自然选择的论据便显现出来。如果个体存在一定程度的变异，那么显然有些个体就会在生存斗争表现得更出色，而且会通过繁殖，将它们获得的优势性状传递下去。我们可以通过重新说明拉马克的著名的长颈鹿进化出长颈一取食树叶例子，来发展这个论点。在原来食草长颈鹿群体中，有些长颈鹿偶尔具有了比一般颈要长的颈，有些则更短。当草消失后，那些具有长颈的个体更容易获得树上的叶子；这样它们就可以更有效地开发替代的食源，它们就会更健康，会比较容易地繁衍；它们的后代数就会更多，而且遗传了比较长的颈。反之，那些颈较短的个体获得的食物就少，而且不会轻易地繁殖；严重的情况下还会饿死，尽管整个机制需要的是生殖速率上的差异。这样，在后代中，来源于长颈亲本的个体数量，要多于来源于短颈亲本的个体；由于通过遗传保留了这种性状，在群体中，颈的平均长度会增加。如果在以后的世代中继续有变异，选择的过程也将继续，最终使物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比如出现现代长颈鹿的长颈。

    选择的论点大致比较清楚了，但是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还没有提到达尔文主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即一个种是如何分成一些“姊妹”种的。而且达尔文的笔记表明，达尔文只是经过了艰难的思想探索后，才得出这种思想的。一旦他开始确信新的物种一定是通过自然的方式来源于原先的物种，他就开始尝试各种假说，以说明这个过程是如何进行的，检查他自己的经验和通过广泛的阅读科学文献获得的信息。同时，他认识到，任何进化学说最终都要用来说明人类，因而他开始广泛研究心理学和社会理论，以努力确保他的观点可以得到广泛的应用。他把阅读政治经济学，包括阅读马尔萨斯的书籍，作为他精心考虑的研究纲领的一部分。为了描述达尔文得出自然选择学说所经历的道路，一项主要的工作就是要确定科学因素和非科学因素对他思想的相对影响。然而，我们首先必须确定达尔文研究这些问题时的心态，特别是他在探讨进化的自然机制时，对于其中的哲学和宗教含义的态度。

    由于达尔文原来相信佩利关于设计的论点，所以他一定曾经相信是造物主的作用导致新物种的产生。他随贝格尔号考察的经历使他不再相信奇迹的发生；加拉帕格斯群岛的发现提供了对于简单特创论的一种归谬法。这时他已经相信，是由于自然法则创造和设计了适应新环境的新物种。但是这并非一定意味着他变成了无神论者，或者他一定反对任何设计的概念。许多博物学家依然相信，自然法则本身是设计出来的，从而使上帝的计划可以在物质宇宙中实现。达尔文开始时大概也信奉这个观念；他在最早的一个进化机制假说中设想，变异的产生是对环境要求的直接反映。生物以适应的、进步的方式自动地发生改变，这种观点当然符合变异的法则是由一个仁慈的造物主设计的观点。但是当达尔文相信不存在这种对环境的直接反映，以及生物与它们生居的环境之间一定存在比较粗糙的关系时，他的信念发生了什么变化？

    多数研究达尔文笔记的史学家得出结论，达尔文很快认识到，他现在发展的系统将很难（也许不可能）转变法则与由一个仁慈的上帝设计的信念协调起来（Limoges，1970；Gru ber，1974；Schweber，1977；Manier，1978；Brooke，1985）。当他认识到在贝格尔号航行期间获得的生态学见解的充分含义时，沿着这个方向的第一步便迈出了。如果不存在自然的平衡，只是竞争物种之间为了占据同一区域而展开的残酷竞争，那么对于不成功者来说，灭绝就是不可避免的。当达尔文也开始认识到，实质上努力适应环境的随机变种之间的差异生存必然会产生转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