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有人设想具有这种生命类型的物种被创造出来是适应略微不同的环境条件，那么显然它们也会在中间地带与其他物种进行竞争。达尔文不得不放弃旧的生态平衡观，认识到一种不太乐观的观点：物种为了占区，经常要与竞争者发生竞争。

    洪堡已经提出有必要研究限制一定区域物种群体数量的因素（Vorzimmer，1965；Ege rton，1970a）。赖尔对于现代生态学观点的确立作出过更大的贡献（Egerton，1968）。旧的、静止的、和谐设计的自然平衡思想正在被生态学的“生态位”概念所取代，按照这种概念，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环境。赖尔发现，由于地理因素和假定的环境条件必定由于地质活动而随时间变化，所以大区域的环境不可能保持一致。因此物种不会完美地适应单一的环境条件，生活在某一特定地区的一组物种也不会形成一个完美的和谐系统。正如达尔文本人所认识到的那样，某一特定物种一定适应某一处的环境，而不远处的略微具有不同生命类型的竞争物种可能有其优势。在两者的交汇处，这两种类型会因为占据对它们开放的区域而发生争斗。赖尔引用了植物学家阿尔丰斯·康多尔的观点，说明了在特定地区所有物种之间战争的效果。长期的气候变化可能会对这个地区的平衡力量造成长期的影响，甚至会使不利的物种灭绝（Kinch，1980）。

    当时并非很容易发现在某一地点一个物种被另一个物种所取代的情况，像达尔文所发现的美洲鸵那样的情况。根据推测，环境条件中的某些逐渐变化会对某个物种有利，对别的物种不利。但是相信为了尽可能占据更多的地区的竞争，却决定了达尔文后来的态度。他之所以得出这种观点，或许是受所见到的急欲占据土地的欧洲人是如何消灭南美印地安人的触动。这种当时社会情况的影响，可能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新的斗争概念的最重要方面。自然界中最激烈的竞争并不是物种与食物供给之间的竞争，或物种与捕食者之间的竞争。最激烈的竞争发生在物种与其生态关系最近的竞争者之间，即与那些具有类似生命类型的邻近（或迁入的）类型之间，这些类型如果因为环境条件的变化而获得了某些优势的话，会治竞争物种于死地。

    人们通常认为，19世纪时欧洲人对竞争的思想很着迷（Gale，1972）。如果我们要想理解各种斗争概念在达尔文理论中的作用，我们就必须区分开这些概念。当阿尔弗莱德·丁尼生勋爵在《纪念》中写道“自然，染红了牙齿和爪子”时，他当然是在向传统的自然神学的观点挑战。他的话的含义是，要承认斗争是自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要理性地理解一些事，以保持认为存在着一个仁慈的上帝。这种观点代表了思想氛围中的一个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有助于博物学家沿着新的思想去猜想，但是之于达尔文主义的起源，这只是一个间接的线索，因为这种思想只侧重于捕食者与被捕食者之间的关系。一头狮子杀死一只斑马是“染红了牙齿和爪子”，但是斑马吃草也是捕食，虽然没有人担忧对草的残忍。更重要的是，丁尼生的话并没有反映出达尔文从赖尔和他在南美的经验中所吸收的生态竞争。竞争者之间的竞争是真正冷酷的，失败者要遭受灭绝的惩罚，然而这种竞争的发生也可以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发生。认识到自然和社会可能建立在斗争而不是和睦基础之上，成了博物学变化的重要基础。但是像赖尔和达尔文这样的博物学家不得不改变这种氛围，他们采取了一种建设性方式，以解决一些问题，如生物的地理分布问题。他们不可能简单地借用诗句的比喻，并将其直接用到对自然的解释中。

    建立在斗争基础上的生态学，大概成了达尔文态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种生态学并没有提供直接的转变证据，它并没有提供达尔文将来用作自然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