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捕获的乌鱼鱼子尚未饱满，到了彰化县沿海正是成熟期。故台湾海域的乌鱼，以洄游到彰化沿海的鱼卵最为饱满适中，味道也特别不同凡响。与此同时，乌鱼的人工养殖在台湾也有悠久的历史，不过，据说养殖乌鱼不仅在体型和分量大小相近， 鱼子吃起来也有一股饲料味，与野生乌鱼子的那种甘香不可同日而语。

    日本人也很馋乌鱼子，台湾的是乌鱼子之风究竟是岛上原住民的独创，还是在日据时代由日本人引进，一时也很难考证。

    按照李时珍在中对乌鱼的记载：“生东海，状如青鱼，长者尺余，其子满腹，有黄脂、美味。”因此，我怀疑食乌鱼子的传统在中国很有可能早已有之，不然的话，李时珍就不会强调指出“其子满腹，有黄脂、美味”了。

    台湾大学林文月教授指出：日语的“乌鱼子”，是“唐墨”的标音训读。日本人历史上一向崇唐，故“唐墨”的说法很可能是“以其形似中国书道用具之墨故”。

    台湾的乌鱼人工养殖的确始于日据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每年一月至三月，渔民在沿岸捕捞乌鱼苗，放养于淡咸水鱼塭之中与其他鱼类混养，但数量不多，非属重要养殖鱼种；到了十多年前，乌鱼的人工繁殖技术成熟，并有养殖业者大量放养成功后，带动了当地养殖乌鱼 的风潮，逐渐有替代放养鳗鱼的趋势，但由于市场需求量很大，目前主要的乌鱼子供应，大部分都取自养殖乌鱼或者是从美国、澳洲、巴西等地进口的乌鱼子再加工。

    我不知道日本是否也产乌鱼，但据报道说日本有廉价的假乌鱼子出售，那种极为形似的假乌鱼子，系用鲨鱼和鳕鱼的鱼卵加入蛋黄混成。

    无论如何，在台北吃烤乌鱼子的情境多少都会沾上几缕“和风”。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料理是台湾的第一大外来饮食，当然也有贵的，不过，常态的日本料理却多是大排档式的，非常平民风格，坐在街头的“日本大排档”前，不时会见到穿着拖鞋的“欧巴桑”或“欧吉桑” （日语“老女人”及“老男人”的音读）施施然坐下，一碟寿司，一碗拉面，就像广州的阿伯阿婆在例行他们的“一盅两件”，毫无香港及大陆都市之日本料理店所见的那种“扮塭”，不贵，而且惊人的好吃，即使是一碗合十几块人民币的味噌汤，也“重手”地落了鱼生切 剩的边角料，这种事，是我等喝惯了调味包冲开水式味噌汤之辈所难以想象的。

    台湾人要大家“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其实冬季，准确地说，每年的十一月中旬至十二月中旬为乌鱼的产卵高峰期，就像深秋时节的大闸蟹，膏黄最为饱满。到了春节前后，制作完毕的乌鱼子便纷纷抢“鲜”上市。可以想象，“大三通”之后的某个十一月和十二月间，我们 可以先到上海吃大闸蟹，紧接着就沾着满手的蟹腥直飞台北赴乌鱼子之会了。

    因此，“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还不如“冬季到台北来吃乌鱼子”，当然，边吃边喝的时候外面要是下起一点冬雨的话，应该也是很不错的吧。

    台北我去过几次，乌鱼子却是二零零一年冬天初尝，那天晚上依然是坐在华西街夜市相熟的“寿司王”，因为平时吃鲑鱼子会有轻度的皮肤过敏，所以一碟乌鱼子摆在面前，只咬了一口便作罢。

    第二天，醒来已是上午十点，坐起来例行我每天的“茶事”，正觉得嘴里有点寡，忽见昨晚打包带回酒店的乌鱼子就放在桌子上，一嚼之下，竟有说不出来的惊喜。最后，一边吸吮着手指上的金黄粉腻，一边作出决定，当天晚上再度直奔“寿司王”而去。

    乌鱼子向有“台湾鱼子酱”之称，在台北，买一副生的乌鱼子要花新台币三五百块（约人民币八十至一百三十元）。由于这东西必须冷藏，嫌麻烦，心想临走时到机场再买不迟。谁知到了中正机场一看，冷藏柜里的普通货色，竟然也索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