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以风度、排场降服人心，这也只是能在魏晋时代可以做到的事情。这出戏导演得很成功，加之对当地土著大姓代表加以高官厚爵后，“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司马睿终于在江南得到当地人的拥戴，立稳了脚跟。因此，司马睿倾心依赖王氏，不仅仅由于王氏是他先前当琅琊王时自己封地内的望族高门，也有过江后王氏对他极力推戴的原因。

    洛阳陷落后，面对滚滚而至的中州难民潮，王导又劝谕司马睿大收人心，选择其中的“贤人君子”加以任用，于是“荆、扬晏安，户口殷实”。眼见拥戴自己的呼声越来越高，司马睿对王导倍加信任，情好日隆，号为“仲父”，并比之为“萧何”（司马睿自己就是“刘邦”了）。

    王导本人，也是一片纯臣之心，常良言谏劝司马睿克己励节，宽容抚众，优礼吴人。王业草创之际，君臣互信互爱，成就了当时的一段佳话。

    司马睿登基之日，百官陪列，乐声清扬，仪式庄严。司马睿开始还没找到皇帝的感觉，出于真心的感激之情，他竟招手要站在殿上的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固辞，司马睿又连连呼唤，“至于三四”。最后，王导推辞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

    司马睿给王导这一点拨，才忽然感觉自己是“太阳”了，终于忽悠着大屁股安坐帝位，成为东晋的第一任国君。

    王敦方面，司马睿初即位，便任命他为荆州牧，从此坐镇荆州上流之地，手握强兵，掌统军政实权。由此，当时人称“王与马（指司马氏），共天下”，绝非虚言。

    左思有诗：“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似乎世家大族都是“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吃白饭的主儿。其实，在东晋之初，正是王、谢这样的大族在国家民族危亡关头挺身而出，风神秀彻之余，慨然渡江，身为士先，冒死而进，确实起到了勇于承担的带头作用。这些，对于他们门第的进一步提升，也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强龙与地头蛇之争

    虽然司马睿政权对江东大族一直采取笼络、安抚政策，还授给贺循等人太常、侍中这样的“大官”做，其实都是虚衔，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司马睿真正依靠的，还是王导这样的北来世族，并使他们多居显位，执掌实权。

    自北方逃来的世家大族们有了政治上的优势后，自然索求经济利益，良田、美宅是他们必不可少的追求目标。但江南传统富庶地区早就“名花有主”，当地土著大地主们数代经营，怎肯轻易把膏壤良田让给这些踉跄从北方跑来的高级难民？因此，南北士族之间的裂痕日益增大。

    司马睿坐稳江东后，首先对义兴（今宜兴）周玘“疑惮之”。“三定江南”中立有大功的周玘郁郁不得志，他思忖自己对司马睿又无推戴之功，便想发动吴人叛乱，杀掉诸位当朝执政大臣，反客为主。由于谋划不周，事情泄露，周玘几个同谋纷纷被杀。如此谋逆大罪，假设发生在西晋初期或承平年代，周玘早就该九族玩完了。

    司马睿刚继帝位，怕“影响”不好，压住此事不发，并改授周玘为建武将军、南郡司马，让他异地做官。

    深知自己谋泄，又被排斥外任，周玘忧愤成疾，得病而死。临终，他对儿子周勰说：“杀我者，诸伧子。能为我复仇，乃吾子也！”（吴人谓北方人为“伧”）

    周勰倒不乖父志，暗地联络族人及吴地世族，招兵买马，并准备响应已经起兵的吴兴人徐馥和吴国降主孙皓的族人孙弼。周勰的族兄周续先在义兴起兵，打着讨伐王导、刁协的名义，准备与司马氏政权一决高下。周勰的叔叔周札闻知此事，权衡利弊，认为成功完全没有可能，就向义兴太守孔侃告变。周勰闻信也没敢动手。不出所料，徐馥、孙弼、周续很快被杀，但司马睿最终也没有“穷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