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一条好汉子，磊磊落落，虽常因酒废事，不失铮铮直臣。

    王敦手下的参军吕猗，曾在戴渊手下做事，与彼时的老上司深有过节。他劝王敦说：“周剀、戴渊，皆有高名，足以惑众。先前明公质问二人，他们一点愧色也无，令人痛恨。若不除之，必有再举之患。”

    王敦深觉吕猗之言有理。但毕竟周、戴两人名望太大，王敦自己下不了决心，便试探性地向堂弟王导征询意见：“周剀、戴渊，南北之望，无疑可以做三公吧？”

    王导不答。

    “做尚书令、仆射之官总可以吧？”王敦又问。

    王导仍旧默然。当时跪于宫门之门，数次哀求周剀在皇上面前为自己家族求情，没有得到对方任何反应。对此，王导耿耿于怀。

    王敦会意：“这样的话，应该杀掉两人才对吗？”

    王导仍旧无语。

    于是，王敦下令逮捕周剀和戴渊，随便捏造个罪名，押至石头城处决。

    路经太庙，周剀放声大骂：“天地先帝有灵，贼臣王敦，倾覆社稷，枉杀忠良，陵虐天下。上天有灵，当速杀王敦！”押送军人惶恐畏惧，忙上前用利戟对周剀当口就刺。虽血流至踵，周剀仍颜色不变，举止自若，慷慨受死，观者纷纷流泪。

    不久，王导在中书省翻检他失势时朝廷官员呈给皇帝的疏奏，发现了周剀为解救自己而上的奏书，其中内容极赞王导忠诚，申诉备至。此时，王导才知道自己做了小人。他执表流涕，悲不自胜，对儿子们说：“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吾虽不杀伯仁”之典，由此而来。）

    说句公道话，王敦之祸，实属元帝司马睿因听信刁协、刘隗两人之言排挤王氏宗族而自招。刁、刘二人，器量浅狭，不能容物，致使“权臣发怒，借其名以誓师”，但最终倒大霉的，反而是周剀和戴渊这样的仁厚长者。

    王敦大权在握，以堂弟王导为尚书令，以堂弟王舒为荆州刺史，以堂弟王彬为江州刺史，以堂弟王邃为徐州刺史，以亲兄王含为卫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改易百官及诸军镇，转徙黜免者以百数；或朝行暮改，随意所欲”。

    长沙方面，谯王司马承终于力不能支，被魏义攻败，自己也被活捉，关在囚车里押送武昌。走至半路，王敦派人一刀结果了这位志大才疏而又不失忠梗的司马老王爷。

    权力使人腐败，极权使人极端腐败。“（王）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贡献多入其府，将相岳牧皆出其门”。他最宠信的，当属吴地大族沈充和他的老乡钱凤，并对二人言听计从。凡有得罪沈、钱的官员，必死无疑。这两个人土豪出身，“大起营府，侵人田宅，发掘古墓，剽掠市道”，使得士庶怨恨，皆望其早败为幸。

    公元322年年底，王敦率军还武昌（今湖北鄂州），遥制朝廷。

    不久，元帝司马睿“忧愤成疾”，病重而死，时年四十七。

    元帝至死，王敦也没有去朝见他。值得重点说明的是，元帝确实是病死善终，不是被毒死、刺杀、绞死或者暗杀。失势君王中，元帝也算运气比较好的一位。史家评价他“恭俭之德虽充，雄武之量不足”。最最奇怪的是，就连总为尊者讳的正统史家也明言，“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也就是说司马睿其实并非司马氏的后代，而是一个姓牛的小官吏与司马睿“父亲”的王妃夏侯氏私通之子，也真是天下奇闻。东晋一百年天下，原来并非司马血脉在帝系流动，果真天道循环，以报司马家族开基者的阴毒残忍。

    元帝死后，王导受遗诏摄朝政，皇太子司马绍继位，是为东晋明帝。改元太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