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与洋人打交道，成为鬼子六式的人物，立即引起一些友人的讨伐。湘籍人说他一旦起任，以后怎么能见众乡亲？天下人神共伐，作为朋友，何以对后人亲朋交待？亲族人中更是愤怒，说若他真要西出夷国，便亲将不亲，就要纸船明烛照天烧，将他的房子烧掉，彻底与他划清界限。

    郭嵩焘就是在满朝骂声中西出阳关的。后来他将出使英国的所见所闻积累下来，写成《使西纪程》，回国后刻印成书。哪想立时受到弹劾围攻。随他出使的副手刘锡鸿检举郭有三罪：一是参观英人炮台时因天冷而披夷人大衣，身为天朝大使，岂能因天冷而失节，冻死事小，失节事大。二是拜会英王时一点也没大国使节的气派，见到英王竟擅自起立，虽然注意了个人礼节，却忘了天朝的尊严。三是在白金汉宫听洋人音乐会时，装着洋人的样子，似乎对西洋音乐推崇备至，屡屡向洋人要音乐单。作为大国使者，在出使夷国之间，竟这样没有身份，实属汉奸行为。由于刘锡鸿等人义正词严的弹劾批判，郭嵩焘终于1879年辞去驻英大使职务。他的《使西纪程》被勒令毁版，禁止在朝中或民间散播。

    士林败类，民族罪人，不大不小的帽子扣在郭嵩焘头上。郭嵩焘之所以遭此非议，主要是他超前的思想难被同代见容。郭嵩焘曾经思想过夷祸之源和夷祸之因，他说：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奈何。这些泣血自省之语，发自一个被近代史几近定名为媚外投降之人口中，真是发人深思。

    这个被清廷总理衙门几乎定罪的郭嵩焘，这个被清代保守党钉在卖国的耻辱柱上的郭嵩焘，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得我们民族的赦免，直到现在仍不断有人以他为靶，向他射出不公正的箭簇……

    神光寺在福州城。一日，两位英人来到该城，在神光寺住了下来。这两位英人的租期为半年，说好期满就走。谁知此事却让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等人知道，认为闽浙总督刘韵珂和福建巡抚徐继畲强民从夷，不加驱逐，便上奏清廷，说他们公然袒护英人，不知是何用心。

    徐继畲认为，两名英人并无劣迹，身后亦无军事经济使命，所住时间也不是太长，就不要启衅边隅，何苦惹恼他们？等他们住够时间挤走他们就是了。若要他们强行搬走，一是洋人有契约在手，二是有英领事馆支持。打仗又打不过人家，何苦再惹他们？就主张息事宁人的办法。可是驱逐派却认为，徐继畲所说缓则可图，急则生变完全是为自己惧怕洋人的行为开脱。洋人今日有两人进城，明日就有可能有数人进城，后日就可能有十数人进城，这是原则问题。所以他们坚决主张驱而逐之，不让两位英人租住神光寺。如果他们不走，就用非正常手段逐之，英人来打，军舰来攻，就让他们来好了，福州人民宁可玉碎，不与瓦全。

    徐继畲说，仗早就打过了，也不是没有过过招，中国再和洋人打仗只能吃亏，不可能占便宜。谁都知道，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能避免和敌接战，不可发生武力冲突。只能等我们奋发图强，改变敌优我劣、敌强我弱的态势后，能和它们抗衡，具备这样的能力，这才可以和它们交手。所以，只能迎其玑而导之，即祸有所止，而所得之奇巧转而为我用。

    神光寺事件最后仍以洋人住满半年之后才得以平息。采用的办法就是依徐继畲所言。但因徐没有采取慷慨激昂的强硬态度，没有斩钉截铁地表明宁可玉碎也要与敌死拼的大无畏气概，他只是很真实地说出了敌强我弱的情况，不可头脑发昏，强调仅仅以单纯的排外是达不到爱国的目的的。排外不等于爱国，真正的爱国者绝对不会仅仅把国放在口唇边，而是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