淇淋，荔枝味的、芒果味的和巧克力味的。他教我很多事情：如何使用整套餐具，如何驾驶他的莫里斯汽车，如何在餐厅点餐，如何在吸烟时把烟雾吞下。他给我讲他过去遇到的一些人、结识的一些艺术家。他总是回忆起一些老朋友，还会畅想也许未来的某一时刻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有光辉的岁月在等待着我们。他会画世界地图，并教我成长。但有时候那个小女孩消失不见了，我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女人。他不在乎我知识和人生经验的匮乏，他需要我，崇拜我的肉体，总是紧紧地抱住我，就好像在剧烈的运动中我的身体是他存在的唯一理由。

    从一开始，我就跟他一起住在他那栋位于萨雷萨广场旁的单身公寓里。我几乎什么都没带，仿佛人生重新开始，又好像脱胎换骨，重新托生。唯一带去他家的就是那颗被俘获的心和身上穿着的一套衣裳。有时候我会回去看看母亲，那时候她在家里接一些零活，非常少，挣的钱都不够糊口。她不肯接受拉米罗，很反感他对待我的方式，痛恨他利用年龄和金钱欺骗我，把我推向人生的边缘，强迫我放弃美好的前途。她不喜欢我们俩未婚同居，恨我抛弃了伊格纳西奥，我也不再是原来的我。虽然努力过很多次，我却始终不能让她相信并不是拉米罗强迫我作出的选择，也不能让她相信只是单纯的不可抑制的爱情让我走到了这一步。我们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一次又一次地用最刻薄最恶毒的语言互相伤害。她的每一次责备都令我报以越来越粗暴的回击，她的每一句咒骂都加深了我的轻蔑与不屑。几乎没有哪次见面不以眼泪、大喊大叫和摔门而去收场。每次见面的时间越来越短，拜访的间隔越来越长，我和母亲，一天比一天疏远。

    直到有一天她主动来找我，为了带来我父亲的口信。这件简单的事情再次改变了我们的命运航向。

    那天她来到拉米罗家，那是上午十一点钟左右，拉米罗已经走了，我还在睡觉。前一天晚上我们先去克梅地亚剧院看玛格丽特·希尔古的演出，然后去了库克酒吧，大约凌晨四点才回家。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连卸妆的力气都没有，当然，我是最近才开始学着化妆的。十点钟左右，半梦半醒的我听见拉米罗出门的声音，然后听见普鲁登西亚来了。她每天负责收拾我们凌乱的房子。我迷迷糊糊听见她出去买面包和牛奶，不久又迷迷糊糊听见有人敲门。开始很轻柔，而后很坚决。我以为又是普鲁登西亚忘带钥匙了，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我气急败坏地仓皇起身，对着坚持不懈的敲门声大喊：来啦来啦！甚至都没想过穿上点衣服，这个蠢货不值得我这么费事。我睡眼惺忪地打开门，但门口站着的不是普鲁登西亚，而是母亲。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也不知道。我们就这样沉默地对峙了一会儿。她只是上上下下打量着我，盯着我披散的头发、浓重的睫毛膏、眼线、眼袋和嘴唇上残留的口红，以及身上那件极度暴露的睡衣，以她的道德标准那是绝对无法容忍的。我受不了她的目光，不敢正视她。也许是因为我还没有从宿醉中清醒，也许是因为她严肃冷峻的态度让我毫无招架之力。

    “进来吧，别在门口站着了。”我说，努力掩饰着她的不期而至给我带来的不安。

    “不，我不想进去，我着急走。只是来给你带个口信。”

    当时的情形紧张又荒唐，我做梦也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母亲和我，一起经历了这么多，在很多事情上曾经如此相似，现在竟变成了两个互相猜疑的陌生人，像街上的流浪狗一样虎视眈眈地推算着彼此之间的距离。

    她一直站在门口，严肃、挺拔，梳着高高的发髻，鬓角已经隐现斑白。她紧皱的双眉下，眼神正直而高傲，目光中充满了谴责。当她停止了冷冷的检视后，终于开口了。然而，虽然我怕得要命，她要说的话却没有丝毫谴责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