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到此为止。多洛雷斯用沉默表示了认输。他一个一个地合上盒子，按照体积由大到小摞成一个金字塔，然后把它们推过来，看着这些盒子滑过打蜡后光亮的桌面来到我面前。然后他将注意力转向一些对折的纸，打开后一一展示给我。

    “这些是珠宝的鉴定证书，包括描述、评价等。另外还有一份公证书，表明这些珠宝是我的个人财产，我自愿将它们赠送给你。这样如果有一天发生什么意外，你就可以用它来证明这些珠宝是属于你的。当然我希望你永远不需要向别人出示这些证明文件，只是以防万一。”

    他把手里的纸折好，放入一个文件夹，然后熟练地用一根红带子系住，也放到我面前。接着他拿起一个信封，从里面抽出一些勃薄薄的纸，上面贴着印花税票，还有签名和一些很正式的公文。

    “现在还有一件事，几乎是最后一件了。让我想想该怎么向你解释。”他停下来，吸气，呼气，接着说：“这个文件是我和我的律师一起撰写的，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公证文件。它的内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女儿。这个东西对你有什么用呢？也许毫无用处，因为如果有一天你想要继承我的遗产，会发现我已经将它全部留给了你那两位同父异母的兄弟，除了今天从这里离开时带走的这些现金，你不可能从这个家里得到更多了。但这份公证书对我来说很有价值，它意味着我公开承认了一件许多年前就该承认的事。这里记录着你和我之间的关系，而你，可以随意处理它，向世人展示或者将它撕成碎片付之一炬。这是你的事。”

    他把这份文件一折收进信封里，然后把信封递给我，接着又从桌上拿起另一个信封，最后一个。前一个信封很大，纸张质量很好，信封上还有公证处的落款和秀丽的字迹。而这个信封很小很普通，棕褐色，磨损得厉害，看上去好像在我们看到它之前已经被翻阅了无数遍。

    “这是最后一件事了。”他头也不抬地说。

    他把信封打开，取出里面的东西简单看了一下，然后一言不发地跳过我直接给了母亲。接着他就站起来走向阳台，沉默不语，背对着我们，双手插在裤兜里，注视着夜色，或者其实什么也没看，我无法猜测。母亲拿到的是一沓照片，陈旧，发黄，质量很差，似乎是花三块钱随便找的街头摄影师拍的。照片上是二十多年前某个春日早晨的两个年轻人，衣着时髦，微笑着紧紧相依，双双陷落在一张巨大而不合时宜的脆弱的爱情之网中，丝毫不曾想到分开多年以后，再次聚首共同面对这昔日的爱情见证时，他走向阳台不敢正视她，而她，则紧紧地捂住嘴巴，只为了不在他面前哭出来。

    多洛雷斯一张一张慢慢地翻看着，然后把照片交给我，再也没有看我一眼。我仔细地看这些照片，把它们放回信封。过了一会儿他走回来，在原位坐下继续我们的谈话。

    “照片给你们，事情我就说完了。现在我想给你们一些忠告。并不是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我还想向你，我的女儿，强加什么道德说教，我没有资格得到你的信任，更没有资格做你的榜样。但是分离这么多年，我想你不会介意再听我多唠叨几分钟的，对吗？”

    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好吧，那么，我的建议就是：离开这里，越快越好。你们俩，走得远远的，离马德里越远越好，如果可能的话，离开西班牙。别去欧洲其他国家，那里的局势好不到哪儿去。最好去美洲，如果你们觉得太远，可以去非洲，去摩洛哥，去那里的西班牙保护区。那里适合居住，很平静。自从摩尔人战争结束以后，从来没有发生过动乱。你们可以远离这个疯狂的国家，在新的地方开始新生活，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这里就会发生可怕的事情，没人能够幸免。”

    我忍不住插嘴问：“您为什么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