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实地调查。几天以后，我们已经对这个职业的未来有了百分之百的信心。我了解到在得土安有两三个实力雄厚、声名远扬的裁缝店，那些军官、医生和有钱的企业家的妻女经常去那儿做衣服。稍微低一等级的，有四五个比较像样的裁缝，给家境富裕的官员家属们做些套装和周末弥撒用的大衣。最后还有些普通的小裁缝，就在街坊四邻那儿接些零活。比如，裁剪粗棉长袍、改改衣服、做几件下装或者补补袜子。当然了，情形也并非那么乐观，竞争非常激烈，我必须想方设法在这些人中间找个安身之处。虽然据坎德拉利亚说，这些裁缝里没有哪个人真的做出过什么让人眼花缭乱的复杂衣物，大部分都是家常衣物，但是却不能因此小看她们，如果做得好，有的裁缝能获得一辈子忠心耿耿的老客户。

    想到有机会重新开始工作，我心里真是五味陈杂。我开始对未来萌生幻想和希望，这是长久以来都没有的感受。能够挣钱养活自己，偿还沉重的债务，而且是从事自己喜欢又擅长的工作，对那时的我来说，简直是可以想象到的最美的事。可仔细一掂量这个计划，那种不安和空空落落的未知感就像黑夜中的狼群一样把我吞噬了。要开一家自己的作坊，不管多小多简陋，也需要一笔启动资金，而这对现在的我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更何况我完全没有人脉关系。我需要运气，而这正是我最近生命里最缺少的东西。即便开了作坊，想要在这么多裁缝中闯出一条自已的路也并不容易，要吸引生意、培养忠实的顾客，我就必须充满创意，得拿出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才行。

    就在我和坎德拉利亚努力寻找路子，使我的作坊能走上正轨时，她的一些朋友和熟人已经开始到公寓来找我做零活了，“丫头，麻烦你给做件衬衣吧！”

    “在天冷下来之前给孩子们做几件大衣吧。”大部分都是贫苦的普通人，经济能力十分有限。她们总是带着孩子，带些布料零头坐着跟坎德拉利亚聊天，而我则在一边缝衣服。她们一起叹息着战争，为居住在西班牙的亲人的不幸遭遇掉眼泪，然后从袖子里拽出手帕擦干眼角。她们抱怨这动乱年代里艰难的生计，发愁要是战事进一步蔓延或者万一丈夫在前线阵亡，自己该如何养活一大堆孩子。她们一般给不了几个钱，而且常常要拖很久，有时甚至就不了了之，她们只能这样。不管怎么说，虽然顾客很少，活计也都很小很琐碎，可单是能拿起针线做衣服，就足以帮助我平复心中的悲伤。生活中密布的阴云已微微散开，露出一条小小的缝，透进来一缕虽然微弱却令人振奋的阳光。

    到了九月底就开始一场接一场下雨，几乎每天傍晚都有一场。有时候连续三天看不到太阳。打雷、闪电、狂风，潮湿的地面落满了树叶。我还是继续接街坊邻居的零活。这些衣服既不好看，也无品味可言。布料很粗糖，纯粹是为了满足严冬季节人体基本的御寒需要，根本不考虑是否美观。直到有一天，我刚给一个邻居的孙子做完外套，正要给门房的女儿做条褶裙时，坎德拉利亚风风火火地跑了过来。

    “有了有了，丫头，我有办法了，这回全妥了。”

    她刚从外面回来，穿着那件新的切尔维特山羊绒大衣，腰带捆得紧紧的，头上扎着一块头巾，脚上那双旧鞋子的鞋跟都扭曲了，沾满了泥。她脱下外套，迫不及待地给我讲她了不起的大发现。因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硕大的胸部随着呼吸有节奏地上下起伏。她开始讲述事情的经过，像是在一层层地剥洋葱。

    “刚才我去了一家发廊，我姐们儿瑞梅迪奥斯在那儿干活，因为有点儿小事要找她办。到那儿的时候，她正在给一个法国鬼子烫头发……”

    “一个什么？”我打断了她的话。

    “一个法国鬼子，就是一个法国佬，一个法国阔太太。”她匆匆解释了一下，“不过这是我猜的。我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