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时候顾客更多了，大部分是有钱的外国人，看来我的合伙人坎德拉利亚很有先见之明。有德国人，意大利人，当然也有西班牙人，不过基本都是企业家的妻子，因为现在官员和军人的日子都不太好过。偶尔有几个富有美丽的犹太人，是伊比利亚半岛犹太人的后代，说起西班牙语来非常柔和，带着古老的节奏和好听的旋律，还常常使用一些现在已经很少听到的古语：非常完美，我的女王，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好的星期，喏，就像我说的这样。

    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名气越来越大，收入自然滚滚而来，有比塞塔、法国法郎和摩洛哥法郎，也有摩洛哥当地的哈桑币。我把所有的钱都存在一个小盒子里，用七把钥匙锁上，放在床头柜的第二个抽屉里。每个月的三十号，我都会把当月的总收入交给坎德拉利亚。除了拿出一把比塞塔当日常的零用钱，一眨眼的工夫她就把剩下的那部分胡乱卷成一卷塞到乳沟里。这些货币在她的肥肉堆里吸收着身体的温度，跟着她一路小跑着去犹太人那里找开价最高的人兑换。很快她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回到公寓，用同样的方法带回一卷卷英镑。她一边气喘吁吁地从胸口拿出战利品，一边说：“这样最保险了，丫头，这样才保险。我觉得最聪明的就是那些英国佬。佛朗哥的比塞塔咱们一分都不用存，万一等到战争结束时国民军打了败仗，这些钞票拿来擦屁股都嫌麻烦。我们俩平分，一半给我，一半给你。希望我们永远都财源滚滚，亲爱的。”

    我开始习惯一个人生活，很平静，没有恐惧。为了对时装店也对自己负责，我努力工作，很少有消遣的时间。目前的订单还不需要更多的人手，我一直独自承担，所以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永远都在穿针引线、裁剪布料、构思式样还有熨烫。有时候我会出门去寻找布料，包几个扣子或者挑选一些线轴和封领钩。我最喜欢的是每个星期五到附近的西班牙广场去观看哈里发从宫殿里出发前往清真寺的仪式，那些摩尔人称之为“费德丹”，他骑着一匹白马，头顶上罩着一顶绿色的阳伞，被一群穿着帅气制服的摩尔士兵护卫着。真是一场壮观的演出。之后我会沿着他们以前称为“大将军街”的路散步，一直到穆雷麦迪广场，从维多利亚教堂门口经过。这是一个天主教教堂，因为战争，总是挤满了哀悼和祈祷的人。

    战争如此遥远，又近在咫尺。通过电波、报纸和口口相传，海峡对岸的消息不断地传来。人们在家里用五颜六色的大头针钉满了墙上的地图，标记着战事的进展。我独自一人，也时刻关心着自己国家的现状。这几个月里，我唯一一笔小小的奢侈支出就是购买了一台收音机从电波里我得知，共和国政府在年底之前已经迁到了巴伦西亚，只留下平民百姓还在为保卫马德里浴血奋战。国际纵队赶来帮助保卫共和国，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承认了佛朗哥政权，何塞·安东尼奥在阿利坎特的监狱里被枪毙了，而我，在圣诞节到来的时候已经攒了一百八十英镑。

    我在拉鲁内塔的公寓里度过了在非洲的第一个平安夜。虽然一开始并不想接受邀请，但是坎德拉利亚再次以她席卷一切的热情说服了我。

    “你到拉鲁内塔来吃晚饭，这没什么可商量的，只要我坎德拉利亚的桌上还有位置，谁都不会孤孤单单地过节。”

    我没有办法拒绝，但是也真的很难接受。随着节日的临近，悲伤的气氛渐渐在屋里弥漫，好像从没关严的窗户里吹进来的风，又像从门缝里钻进来的味道，让整个屋子塞满了忧伤。母亲现在会是什么样呢？没有我的消息她是怎样艰难度日的？在这样的乱世中她又怎么维持生计？这些找不到答案的问题时时刻刻都在折磨我，让烦恼与日俱增。周围的环境也没有能让人乐观振奋起来的，虽然有一些商店挂起了圣诞装饰品，人们互相交换着祝愿，邻居家的孩子们在楼梯上跑来跑去，哼唱着圣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