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车前，踏上回得土安的路，时间也几乎到了巴斯盖斯警长授权给我的十二个小时的极限。但这次不仅方向相反，我们的谈话也转变了方向。在来时的路上和整个白天都是罗萨琳达在掌握谈话的主动权，此刻我们俩交换了角色。

    “你肯定觉得我特别无聊，一直在说自己的那点儿事情。说说你吧，你今天早上的事情办得顺利吗？”

    “不顺利。”我简单地说。

    “不顺利？”

    “是的，很糟糕，相当糟糕。”

    “I'm sorry，really（我很难过）。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我完全可以说不。跟她的担心比起来，我的问题没有任何能引起她兴趣的元素，既不涉及高级军官、领事或者什么部长，也不涉及政治利益，跟国家大事、跟什么未来的欧洲大战没有任何关系，甚至跟她平时参加的那些社交活动也毫不相关。我那小小的卑微的忧虑，只包含一些屈指可数的新近的悲惨遭遇：一个背信弃义的恋人、一张未缴的账单、一个无情的酒店经理、一份每日辛勤劳作维持的生意、一个想回回不去的血流成河的祖国，还有杳无音讯的母亲。我可以说不，可以说我这些小小的悲伤完全不是什么大事，可以对自己的事情闭口不谈，把它们全部深藏起来，回到我那空荡荡的家里跟黑暗与孤独一起分享。我可以那么做，但却没有。

    “事实上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想把我的母亲从马德里转移出来，接到摩洛哥，但是需要一大笔钱。我现在凑不够这些钱，因为我得先把所有的积蓄用来支付另一张账单。今天早上我试图去请求把那笔欠款再宽限一段时间，但是没有成功。所以，恐怕目前我母亲的事已经不可能办到了。而最糟糕的是，据说这样的转移越来越难了。”

    “她一个人在马德里？”她问道，表情看上去很焦急。

    “是的，一个人。除了我她再也没有别的亲人。”

    “那你的父亲？”

    “我的父亲……唉，那就说来话长了。他们现在不在一块儿。”

    “真遗憾，希拉，亲爱的。知道她孤身一人在沦陷区，在那些人中间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你一定非常难过。”

    我悲伤地看着她。怎样才能让她明白她以前不明白的东西，怎样才能让她那个长着一头金发的美丽脑袋想象出我的国家正在发生的那些悲惨的事实。

    “那些人都是她的同胞，罗萨琳达。我母亲，她跟她的同胞在一起，在她的家里，在她的社区里，在她的邻居们中间。她属于那个世界，属于马德里的那个村子。我想把她接到得土安，不是怕那里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是因为，她已经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日复一日没有她的消息，我越来越难以承受。我从一年前起就再也没有收到过她的信，完全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不知道她如何维持生计，不知道她靠什么活着，也不知道她怎么忍受战争。”

    就像被刺破的气球一样，我那些虚假动人的过去在一瞬间凭空消失了，但是很奇怪，我居然对此毫不在意。

    “可是……我曾听说……你的家庭是……”

    我没有让她说完。她对我那么真诚，把她的故事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现在该是我坦诚的时候了。也许她不会喜欢我将要告诉她的故事版本，也许跟她已经习惯了的传奇色彩相比，她会认为我不再那么有光彩，会从此跟我一刀两断，不会跟我起喝粉色杜松子酒，也不会用她的敞篷道奇带我一起去丹吉尔。但是我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经历原原本本地告诉她，毕竟，那是我唯一的经历。

    “我的家庭里只有我和母亲。我们俩都是裁缝，除了自己的双手没有任何财产。自我出生以来，父亲从未跟我们有过任何联系。他属于另一个阶层，另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