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宝商死在了潭州，任颛一看发家致富的机会来了，找到本路路转运判官（副省长）李章，两人同流合污。

    宋代商业发达，商业税首次超过了农业税，成为帝国重要经济支柱。黄仁宇在中提到“熙宁十年（1077年）岁入7070万贯，农业的两税为2162万贯占30％；工商税为4911万贯占70％”。宋代有一套完备的财政系统和商业税收系统，如中央财政最高部门三司，地方有都转运司管理财政。管理贸易，中央有榷货务，地方有榷货司、市舶司（海关）等。任颛与李章销毁了珠宝商上税的凭证，从而以偷税漏税为由没收了珠宝商的财产，得到珍珠80两，恰好是5宋斤。

    这位广州珠宝商曾在广州用一千贯购进货物，贩卖到京城卖了3000余贯，价格翻了两倍。当时他用1000贯买了5斤珍珠，合每斤200贯。这是成本价，不是市场价。很不凑巧这次广州珠宝商病死在潭州，任颛与李章两人“籍其财”，把所得的五斤珍珠“贱市之”。一个是管地方的市长，另一个是管财政的副省长，他们对珍珠的市场行情了如指掌，之所以贱卖是急于出手，兑换成现钱。给他们打个折，低于市场价出手，怎么的也得两千贯吧！仁宗朝米价每石300文钱，等于360600元人民币，一贯是9001500元人民币，2000贯相当于人民币180300万左右。两人一合计把珍珠贱卖，钱财“按劳分配”，又找了个借口弄死了珠宝商的儿子。

    宋克隆、曹翰、张亢、任颛等等，文臣也好武臣也罢，他们在地方为虎作伥，并且事发后能够全身而退。他们在犯罪后有个共同特点：为什么没有诛杀责任人以示天下，仅仅轻描淡写地处理了？

    “强龙不压地头蛇”这句江湖术语给了我们启示，该现象正是它的延伸与折射。在地方待久了，建立了稳固的组织关系网络，好比身体某处发了痈疽，处理的方法并非要割掉烂肉，而是寻求另一种使其不至于扩散坏死的补救方法。强龙之所以难压地头蛇在于地头蛇众多。再次绕回到朝廷与地方的关系上来，天圆地方，道在中央，恰因有若干个地方的支持，所以才有了朝廷的独一无二。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两者本质上相同，龙的退化就是蛇，同宗同源，无法分割。地方优势在于有着极强的自我保护的政治力量存在。朝廷对他们的处理态度十分明确，照顾到地方势力，首先要照顾到地方的人事。归根结底是平衡官与民的物质利益，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利益。

    官场，最大的沉浮无外乎“平衡”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