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进地里的：这台斯大林格勒出产的拖拉机，变速箱里的大部分齿轮都已经老掉了牙。原因也很简单，变速箱是从那些行驶了两万公里、在设备账上已报废的拖拉机上拆下来装成的。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位和我一般大的女拖拉机手萨罗契卡·戈占布克竟然没发现散热器漏水，结果把马达弄坏了。当然又是一顿臭骂：“嘿，他妈的！”……

    我在战前连骑自行车都没有学会，在这里却开上拖拉机了。马达长时间运转，违背操作规程，很容易起火。我知道超负荷运转是怎么回事，也知道按照这种程序如何驾驶拖拉机——不能转圈，也不能斜着往前开……润滑剂和燃料全都按照战时定额标准使用，得对每一滴油尽心负责，对每一个哪怕已彻底磨损的轴承也得视若性命。嘿，他妈的！……每一滴油都跟命一样……

    有一天……在下地工作之前，我打开齿轮箱盖子检查油质，发现了一些乳浆。我忙喊生产队长来，说应该注入新机油了。队长走过来，用指头蘸了点机油，捻了捻，闻了闻，说：“甭担心！可以再干一天活儿。”我急忙说：“不行呀，您自己说过的嘛……”他打断我的话：“我真是自作自受，倒叫你给咬住不放了。知识分子就是难弄。嘿，他妈的！……我命令你开，就这样开！去吧。”……我只好开着拖拉机下地了。拖拉机冒着烟，热极了，叫人喘不过气来。今天还真是有些奇怪：轴承怎么不对劲啊？我觉得拖拉机在不断跳动，赶忙停下来，好像又没什么了。等到再踩油门，它又跳动起来！又过了一会儿，我的坐垫下面突然间“突突突”地震动起来！

    我赶紧熄了火，跑到检视孔那儿，打开盖板一看，上面黏糊糊的机油沾着一层金属细屑，两副轴承都已经磨得粉碎！我跳到地上，抱着轮胎大哭起来，这是我在战争中第二次哭鼻子。我真该死：刚才明明看出是什么油质了！助手玛塔也害怕起来。刚才我真该厉害地跟生产队长争辩一下的，可是却没有，迂腐的书生气啊！

    我听到身后有人说话，转过身一看，糟了！集体农庄主席、拖拉机站经理、政治部主任都来了，当然，还有生产队长伊万·伊万诺维奇本人。都怪他不好！

    他站在那儿，不敢过来。他心里有数，可是却一言不发。嘿，他妈的！……

    拖拉机站长也心里有数，问道：“坏了几副轴承？”

    “两副。”我回答。

    按照战时法律，这就应该抓去送审了，罪名是：疏忽怠工和蓄意破坏。

    政治部主任转过身去对生产队长说：“你为什么没有照看好自己的小姑娘？我怎么能把孩子们送交法院受审！”

    他们经过了几次交涉，事情总算过去了。从这儿以后，队长在我面前再也没骂过娘。我倒是学会骂娘了……嘿，他妈的！……狠狠地骂人……

    后来我们交好运了：找到了妈妈。妈妈也来到这个集体农庄，我们又有了家。有一天，妈妈突然对我说：“我想，你应该到学校去。”

    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到哪儿去？”

    “难道要别人去替你把十年级读完吗？”

    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重新坐到课桌边，解习题，做作文，背德语动词变位（而不是直接去打德国法西斯），这该有多么不习惯！而此时敌人已逼近了伏尔加河！

    我本来完全应该稍微等一等：再过四个月我就满十七岁了。就算没有十八岁，至少有了十七岁，那就谁也不能把我赶回家了！在区委还算一切顺利，可是在兵役委员会就非得干上几架不可了。需要检查年龄和视力，而且优先考虑的是年龄……当他们指出我的年龄问题时，我就骂兵役委员是官僚……并且宣布绝食。我就坐在兵役委员的办公室里，两天两夜没动地方，他吩咐送来的面包和开水都被我拒绝了。我威胁说我马上就会饿死，但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