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语录》正风靡全球，它出现在纽约曼哈顿的每一个书店和书报摊上，在日本东京售出了15万册，而在法国巴黎，甚至成了畅销书排行榜上的第一名。（有关数据显示，在十年文革时期，全世界出版了50多种文字、500多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总印数达50余亿册，以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计算，男女老幼平均每人拥有一本半还有余。以至于它被认为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另一个是古巴的切·格瓦拉，他在追随卡斯特罗取得古巴革命胜利后，又跑进南美丛林中继续打游击战，1967年10月，39岁的格瓦拉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玻利维亚政府军杀死，谁料这竟让他成了左翼学生运动的“圣徒”，在后来的四十多年里，他的一张头戴金五星贝蕾帽的头像被印在无数的t恤、咖啡杯、海报和钥匙串上。

    1968年的欧美学生风潮没有演变成一场颠覆性的社会革命，如法国政治评论家雷蒙·阿隆所描述的，它最终成了一场发泄情绪的“心理剧”。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中给出了解释：其一，日渐富足起来的中产阶级没有成为学生的同盟军，革命失去了必要的社会土壤；其二，知识分子表现出了理性、制衡的能力；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西方产业工人的结构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从1965年开始，以出卖体力为主的制造业工人数量开始大幅度的下降，服务业迅速繁荣，“知识工人”成了新的主流，在英国和联邦德国，煤炭和纺织工人的数量在十年间减少了一半，在美国，钢铁工人的人数甚至少于麦当劳快餐连锁店的员工。新型资本主义的产业特征和商业进步轨迹，最终改变了成型于19世纪末期的阶级斗争理论。

    在美国的学生运动中，一个叫艾伦·金斯堡的大胡子诗人是青年们的偶像，他最出名的诗歌是《嚎叫》，它的头一句是——“我看见这一代精英被疯狂毁掉。”

    很多年后，不同的人读到这句诗歌，会有不同的感慨。

    就当中国沉浸于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并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而欢呼的时候，全球产业正发生着一场空前的变革，在亚洲，“四条小龙”顺势崛起了。

    正是在60年代中后期，一种“国际分工”的新秩序悄然出现了，发达工业国家开始为世界性市场生产，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被剥离出来，向非发达地区整体转移。而一些后进国家和地区顺应了这样的变化，其中表现最突出的便是亚洲地区的四个经济体：韩国、香港、新加坡和台湾。

    在1969年，韩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其平均国民生产总额仅与非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相同，可是到80年代后期，韩国的农业生产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已下降到十分之一，其工业经济总量跃居全球前十五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