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这使她感到恼火。她曾信仰共产主义，还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女权主义者，她倡导人类要有兄弟姊妹般的爱。话说回来，个人自由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她倒是从来没有为自己拿着基金会的钱随意挥霍而感到愧疚。

    出于一种奇怪的心理，她抱着人人平等的信念拒绝了一些作为总统女儿享有的特权，也很少到白宫去看望她父亲，也许下意识里她因为她妈妈的死而疏远了爸爸。在她母亲患病而濒于死亡的时候，她的父亲却整日忙于竞选，捞取政治资本，这是不能原谅的。

    母亲去世后，她决定到欧洲去放纵一下自己。不过，根据法律条文，她作为总统的直系亲属享有受到特工保护的特权，她原本打算自动放弃这种特别的保护措施，但她父亲央求她不要这样做，弗兰西斯·肯尼迪告诉她，他不能承受万—她发生什么意外的打击。

    由二十多特工组成的一个分队三班轮流，全日监护着她的安全。无论是她下饭馆，还是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去看电影，特工们都不离左右。他们租了与她同一个公寓的房间，弄了一辆通信车以便在街上跟踪她。她从来就不是一个人，而且她必须把自己每一天的日程安排提前告知这个特工小组的头头。

    特工们都象是长着刚腼孔：一半是她的仆人，一半是她的主人。当她把一个异性伙伴带回公寓的时候，特工们用电子窃听设备甚至能听到他们交始合欢的声音，有时也着实能吓一跳——先是如痴似醉狼嗥一般，后来渐渐竟没了一点声音，这时特工们就紧张地扬起脑袋，象捕捉耳边的风声一样，警觉地听着耳机里的动静。特蕾莎拒绝了最高级别的近身保卫措施，她自己驾驶汽车，步行时也不要特工陪伴在身旁，而且还不让他们住和自己相邻的房间，她坚持要特工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是让他们竖起一圈不易察觉的保护墙而已，这样能给她留有一块自己私生活的天地，但这样的安排也带来不少尴尬场面，有一次她上街买东西，想打个电话却没有零钱。她以为身边的那个假装买东西的男子是她的保镖，就靠近那个男子说：“你能给我点零钱吗？”他迷惑地看看她，十分吃惊。她意识到她一定是认错人了，这人不是她的保镖。她放声大笑，连忙道歉说明原委，那人给逗乐了。爽快地给了她几个零钱，“既然是肯尼迪小姐，当然乐于效劳。”他开玩笑地说。

    象许多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一样，特蕾莎·肯尼迪天真地相信人性本善的学说，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她为自由而奔走，抗击世道的不公，即使在日常生活琐事上，她也从不犯鄙俗小气的毛病。小时候，她就曾把自己攒的零花钱捐给了美国的土著印第安人。

    作为总统的女儿，在许多事情上她常常感到左右为难，她赞成合法堕胎，支持左翼激进组织，为此常遭到她父亲的政敌的攻击和辱骂。

    就是在谈情说爱的事情上，她也天真地寻求平等相处的关系，她喜欢绝对的坦诚，憎恶任何欺骗行为。

    在旅居国外的这几年里，她也吃过几次苦头。有一次在巴黎，她漫步在街头，欣赏着这个大都市的风采，差点遭到几个躲在一座大桥下面的流浪汉的强奸。还有一次是在罗马，当她给两个乞丐掏钱的时候，他们试图抢走她的钱包，幸好这两次她都被警觉的特工救了出来。但是这些有惊无险的遭遇并没有丝毫改变她的人性本善的信念。她相信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一盏永不熄灭的良知的明灯，没有一个人能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深刻体会到男人对女人的控制和压迫，但是她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男人在他们的世界里是如何互相残杀搏斗的，她无法想象，一个人怎么会以最残酷无情的手段倾轧他人。

    她的特工小组的头头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阅历很深，只是现在老了，不能再为那些大人物做保镖，就被派了这么个简单的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