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不是山地。不像哈尔茨有许多浓密的森林。那地方是开阔的农田、城镇、村庄和农场……”

    “对于一个神经崩溃了的中年流亡者来说，是无处可以藏身的。”阿普尔亚德评论说。

    “那我们就失去他了。”克劳迪亚说，“他、战争计划书和潘克拉丁，我们全都失去了。”

    “恐怕是这样，”爱德华兹说，“人民警察将采用饱和战术，每一条街巷都会被设置路障检查，无处藏身，我担心他们到中午就可能抓住他了。”

    在这种忧郁的气氛中，会议结束了。当美国人走了之后，爱德华兹叫住了已经走到门边的麦克里迪。

    “山姆，我知道已经没有希望了，但不要放弃，好吗？我已经与切尔特南的东德科打了招呼，让他们加强监听力量，而且一有消息就通知你。当东德人抓住神秘鬼魂时——他们肯定能抓住的，要立即向我报告。我们总得安抚一下我们的表兄吧，虽然天知道该怎么去安抚他们。”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麦克里迪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似地一屁股坐进了椅子里。他搞去电话机上的听筒，目光凝视着墙壁。

    假如他会喝酒，他就会伸手去拿酒瓶；假如他在多年前没有戒烟，他就会伸手去拿烟盒。

    他知道他已经失败了。无论他们对他施加了多大的压力，但最后是他决定派遣莫伦茨。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他已经丢了那本战争计划书，很可能会暴露潘克拉丁。对他来说，最糟糕的是，他已经把一位朋友送过去让人家抓住、受审和处死，因为他当时没有注意到现在看起来是十分明显的警告信号：莫伦茨处于那种状态是决不能去执行那种任务的。莫伦茨去了是因为不想回绝他的朋友山姆·麦克里迪。

    这位骗术大师现在才知道，在他以后的日子里，在半夜三更辗转难眠的时候，他的眼前将会出现在那个旅馆房间中布鲁诺·莫伦茨那张迟缓的脸面……

    他试图去除他的负罪感，转而去思考当一个人经历了神经彻底崩溃之后他的思维会发生什么变化。他个人从来没有见过那种现象。布鲁诺·莫伦茨的现状如何？他会对他的处境做出何种反应？符合逻辑的反应还是疯狂的反应？他打电话给局里的咨询心理学家——一位有名气的开业神经科医生。他的电话追踪到了阿兰·卡尔博士在温波尔街的诊所里。卡尔博士说上午他很忙，但愿意与麦克里迪一起吃午饭并提供一次特别咨询。麦克里迪定下了1点钟在蒙特卡姆饭店的饭局。

    上午10点整，柳德米拉·瓦纳芙斯卡妮少校走进位于东柏林诺曼纳大街22号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并被引到了二处，即反间谍处占用的四楼楼层，福斯上校正等待着她。他让她坐在他独用的办公室里一把面对他的办公桌的椅子上。他自己落座后要了咖啡。当服务员离去后，他彬彬有礼地问道：“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少校同志？”

    他对在他认为是忙得焦头烂额的一天里会有人来访而颇感奇怪。但接待来访的要求来自于负责克格勃总部的那位将军，而福斯上校清楚地明白，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到底是谁说了算。

    “你在处理耶拿地区的一个案子。”瓦纳芙斯卡娅说，“一名西德间谍撞车后抛下自己的汽车逃走了。你能否告诉我到目前为止的详细情况？”

    福斯补充上了这位俄罗斯女士所不了解的那部分情况。

    “我们假设，”当他补充完时，瓦纳芙斯卡娅说，“那个叫格劳伯的间谍是来收取或递交某一件东西……在那辆汽车里或秘密盒子里是否发现了他试图要带进来或带出去的任何东西？”

    “没有，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他的所有个人证件仅仅是他的身份掩护。车上的盒子是空的。如果他把某件东西带了进来。那么他已经递交出去了。如果想把某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