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声音说，“我一直与一队苏联军官一起在索尔兹伯里参加英国的军事演习。住在蒂沃斯兵营里。我的身份掩护是军情局的巴维尔·库琴科少校。我在1小时前走了出来。如果我在1小时之内不回去，我就无法再回去了。我回去的路上要花半小时时间。给你30分钟时间把你的决定告诉我，罗思先生。”

    “好的，上校。我同意——到目前为止。我要你在15分钟内再打电话给我。到时候你就会得到答复。”

    “15分钟。然后我走回去。”那声音说，然后电话搁断了。

    罗思快速思考着。他今年39岁，已在中情局干了12年。像这样的事情他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但许多人在中情局干了一辈子也从未嗅到过一名苏联投诚者的气味。但他了解他们，他们也全都了解他，所有外勤特工都受过培训，知道随时都会有苏联人来向他们投诚。

    他知道，大多数是经过初步的、试探性的接触之后来的。通常投诚者经过深思熟虑和作了一些准备之后来的。把意向传达给了该地区的情报机关。我要求见面，我要谈论条件。通常，潜在的投诚者被要求留在原处并提供一系列情报，最后才“过来”。如果他要立即过来，至少他要按要求带来一大包文件。在他过来前提供的或者随身带来的情报数量，将影响他的地位、他的奖金和他的生活方式。在谍报行业里，这被称为新娘的代价。

    偶尔，仅仅是偶尔，你会遇到所谓的“闯入者”。投诚者在断了他自己的后路之后，突然间冒了出来，无法再回去。那就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了；你要么接受他，要么把他扔进难民营。后一种做法是极少采用的，即使对于像商船船员或一无所知的士兵那样的没有用处的低级投诚者亦如此。通常只是在投诚时如测谎仪证明该人是一个提供假情报的特工时，才会来那么一手的。当这种情况真的发生时，苏联人只能是打肿脸充胖子，从难民营领回该特工并把他带回家去。

    有一次，就罗思所知，克格勃追踪一名变节投诚者到了一座难民营并把他消灭了。因为他没能通过测谎仪的测试，即使他说的是真话。机器把他的紧张译解为说谎。真是一场厄运。当然，那是过去的事情；现在的测谎仪性能已经好得多了。

    现在这里有一个人自称是克格勃的一名上校，想闯进来。没有事先的招呼。没有讨价还价。没从最近任职的克格勃驻勤处带来一箱文件。而且投诚地是在英国的首都。不是中东或拉美。而且是向美国人，不是英国人。或许他已经接触过英国人了？被回绝了？罗思的思绪在闪动着各种可能性，而时间则在一分一秒地流逝。

    现在是早上7点零5分，华盛顿时间凌晨2点零5分。人人都在酣睡。他应该打电话给凯文·贝利，特别项目办主任，他的上司。毫无疑问，现在肯定是在华盛顿郊区的乔治城呼呼大睡。但是时间……没有时间了。他打开墙上的一只文件柜，取出了他的私人笔记本电脑。他快速插入到在格罗斯文纳广场的美国使馆地下室里的主框之中。他把电脑进入加密模式并请主框查询已为西方所知的克格勃高级官员。然后他询问：比奥特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洛夫是谁。

    阴影世界里的其中一件奇事是其内部存在着俱乐部般的气氛。飞行员们共享着那种同志间的友谊和忠诚。伞兵和特种部队官兵亦如此。

    职业专家们是互相尊重的，即使是跨越国界的竞争对手之间，或是含有敌意的交战双方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飞行员之间极少互相仇恨，他们把那种感情留给了狂热分子和老百姓。职业人员忠诚地为他们的政治主子和官僚服务，但他们通常愿意尊重其他具有神秘技能的同行，甚至是对手。

    在阴影世界里，对方的人事变动都被仔细记录下来了。盟国或敌对国情报机关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