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作了报告。马丁斯选择得很好。奔驰上的车牌号属一位政治局候补委员所有，而这位党务大员碰巧正在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附近视察工作。花了4个小时时间才找到他并查清他的汽车是海鸥牌而不是奔驰，且海鸥现在安全地停放在莫斯科的一座车库里。到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那辆奔驰恢复了它的英国使馆标志，那面三角形米字旗得意洋洋地飘扬在车头上。

    戈罗多夫靠向了座位的靠背，他已经完全断绝了他的退路。

    “如果你是一个忠于莫斯科的鼹鼠，我就死定了。”麦克里迪说。

    戈罗多夫考虑了一番，苦笑着。

    “你为什么回来了？”麦克里迪问。

    “这事结果是一个错误，”戈罗多夫说，“我曾经答应过你某件事情，而我在伦敦没能找到。我作出的承诺，我就得履行。然后莫斯科把我紧急召回商量工作。不服从命令将意味着立即投向西方。不回来继续留在使馆里是没有可被接受的理由的。我原以为我可以来一个星期，找到我所需要的东西，并获准返回伦敦。

    “只是在我到了这里以后，我才发觉已经为时太晚。我受到了重大怀疑，我的家里和办公室遭到了窃听，还到处被跟踪着，禁止去亚曾内沃，局限于在莫斯科中心的毫无意义的工作。顺便说一下，我有一件东西要给你。”

    他打开公文箱，递给麦克里迪一份薄薄的文件夹。夹子里有5张纸，每张纸上都有1张照片和1个名字。第1张照片下的名字是：唐纳德·麦克利恩，第二张是：盖伊·伯吉斯。这两个人都已死，并被埋葬在了他们过继的莫斯科。第3张纸上是1张熟悉的脸，下面的名字是：基姆·菲尔比，仍在莫斯科生活着。第4张脸瘦瘦的，像个苦行僧，名字叫安东尼·布伦特，已在英国受到了羞辱。麦克里迪翻到了第5页。

    那张照片已经很旧了，显示的是一个瘦瘦的年轻人，长着乱蓬蓬的波浪式头发和戴着硕大的像猫头鹰那样的眼镜。照片下面的字是：约翰·凯恩克罗思。麦克里迪往后面一靠，叹了一口气。

    “见鬼，原来是他呀。”

    他知道那个名字。凯恩克罗思在战时和战后期间虽然很年轻，但已经是一名高级公务员了。他担任过战争内阁大臣汉基勋爵的私人秘书，还在布莱奇利公园的通信情报部门、财政部和战争办公室工作过。40年代后期他能够接触到核机密。50年代初，他受到了怀疑，但他什么也没招认，于是他被辞退了。由于没有任何证据，所以他获准调到了设在罗马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工作。到1986年时，他已经退休，住在法国。这就是第5个人。

    基普赛克履行了他的诺言。长达35年的追查结束了，再也不会有无辜的人蒙受冤屈了。

    “山姆，”戈罗多夫温和地问，“我们这是去哪里？”

    “我的星占师说，”麦克里追回答，“我今天要去西方。你也一样。”

    桑顿又在高尔基公园的树林中停下车，与后座的其中一个人换了位置并开始了工作。另一个人坐在了前面的位置里假装是司机。没有人胆敢去干涉一位中央委员的汽车，即使他们看见了里面的情况也不敢。党务大员们的轿车总是装有后窗帘，现在这些窗帘已经拉上了。在从窗帘滤进来的阳光照耀下，桑顿开始为他的“客户”进行化装——他总是把由他化装的人称为他的“客户”。

    一件薄薄的充气背心，使得这位身材较细的男人具备了伯恩鲍姆教士那样的粗壮体格。然后配上白衬衣、黑裤子、领带和西装。桑顿装上了浓密的灰白色络腮胡子和小胡子，把客户的头发染成了相同的颜色，并从两侧的太阳穴垂下正教教士那种螺旋状的灰白色发卷。再配之以那顶黑色的软毡帽和那只旅行袋后，犹太教教士伯恩鲍姆已经装扮成了，活像头一天他到达时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