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裁：通讯特写

    作者：魏巍

    原发刊物：《人民日报》

    发表时间：1951年4月11日

    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的头条位置，发表了一篇3500字左右的“通讯特写”性质的文章。毛泽东阅后批示：“印发全军。”朱德读后连声称赞：“写得好！很好！”1953年9月23日，周恩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竟推开了讲稿，对着话筒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今天来了没有？请站起来，我要认识一下这位朋友（这时，全场都望着从座位上站立起来的魏巍，热烈鼓掌），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在接下来的书面讲话里，周恩来赞扬它“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从此，《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作品便家喻户晓，流传中外。它顺理成章地被选入全国中学语文课本，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成为无数中学生口诵心许的必读文章；1951年出版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则先后印刷22次，发行达数十万册。

    那么，一篇短短的通讯报道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为什么会获得如此隆盛的赞誉呢？

    从艺术形式来看，《谁是最可爱的人》其实并无什么特别之处：语言是平实的，属于中规中矩的新闻语体；既没有非常个性化的修辞技巧，也没有灵活多样的叙述方式。无论是《谁是最可爱的人》，还是收入同名散文集中的其他16篇文章，最常用到的表现手段无非是设问、排比、议论和抒情。尤其是设问，乃是《谁是最可爱的人》用得最多也最成功的修辞手段，竟然用了12次；不仅用之于作者的叙述语言中，也用之于人物的话语中。这种充满抒情性的设问修辞，既有助于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拉近他们与作品的距离，也有利于强化抒情的感染力和议论的说服力。从叙述方式来看，魏巍的特写呈现出模式化的特点，那就是，首先用设问或其他方式显示“观点”，然后用一个个由“故事”构成的事实来证明它，最后，再用抒情和议论相结合的方式来彰显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

    《谁是最可爱的人》之所以成为一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文本，首先是因为它在内容上显示出很强的“时效性”，极大地满足了当时迫切的现实需求。按照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文学价值观，文学作品的价值，首先决定于它的社会价值，决定于它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丁玲在《读魏巍的朝鲜通讯》（《文艺报》第四卷第三期，1951年5月25日）中，高度评价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和《冬天和春天》，针对“有人以为虽然写得好，不过只能说是通讯，算不得文学作品”的质疑，丁玲的回答是：“今天我们文学的价值，是看它是否反映了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我们国家的时代面影。是否完美地、出色地表现了我们国家中新生的人，最可爱的人为祖国所做的伟大事业。因此我们以为魏巍这两篇短文不只是通讯，而是文学，是最好的文学作品。”在这里，文学价值的大小，完全决定于作品的内容，尤其看它是否表现了当下的“伟大事业”。魏巍的通讯特写无疑完美地、出色地表现了“新生的人”，他的“出色”之处就在于他对于“最可爱的人”这一话语的创造性的构筑和表达。“最”是一个表示高级形态的副词，“可爱”是一个表达内心由衷的喜爱和喜悦的形容词，一般用来指涉孩子和女性等秀美的人或事物。魏巍将这两个词创造性合成为一个短语，用以表达对孔武有力的军人的情感——这种别具新意的“陌生化”修辞，不仅有助于人们对“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产生强烈的热爱之情，而且有助于一种“全民的道德标准”的最终形成。所以，吉悌才在《战斗热情最可贵——漫谈魏巍同志抗美援朝时期的散文》（《解放军文艺》1960年第8期）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