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动肝火，斥为“缺德”。

    不过，毛泽东究竟有没有读过小说本身，笔者对此存疑。因为在他所有相关指示里，没有只言片语表明他读过小说本身；他谈论的，以及他介入争论的出发点，都在于小说所引出的问题——可不可以写官僚主义。的确，毛泽东阅读面很宽，经常亲自发现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李希凡、王蒙、姚文元，都是如此；但是他的阅读所主要注意的，是言论类文章，至今还没有毛泽东主动阅读新创作出来的小说、诗歌作品的报道。但《文艺学习》的讨论为毛泽东所瞩目，却有切实的记载，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说：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小小的讨论，会引起上层那么大的注意。当大家知道了上边来的那几句“谁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的话之后，各个都感到鼓舞。特别是李兴华，他简直跳起来了。那些天他每天处于极度兴奋状态，嘴里不停地在议论。一会儿笑呵呵地说：“想不到中央还看我们的刊物！”一会儿又猜测：“某某篇文章不知他看过没有？”那些天，机关里传达有关指示也特别勤，老在责备下边不放，责备“太守”以上的干部不积极。我们是基本做到了“传达不过夜”的。记得有一次传达完了，李兴华听过，动情地说：“听听！说话到这样，简直就觉得是在我们身边拉着手嘱咐啦，是耳提面命。咱们再不干还是人吗？”

    通过《文艺学习》而注意起这篇小说，又从李希凡文章引起进一步重视，决定介入——这种可能性比较符合毛泽东的实际。

    总之，从2月至4月，事件经历了异峰突起的阶段。原因是毛泽东的介入和一再关切。其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从个别报刊热点变成全国思想文化的焦点，乃至党报不吝篇幅，倾力参与。《人民日报》5月8-10日，连续三天刊登文学界有关《人民文学》修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问题的座谈、《人民文学》编辑部就修改经过的详细说明等。

    照理说，毛泽东“力挺”之后，应该有了“定评”，这篇小说可以“翻身”——即令不是推崇备至，视之为“正面”的作品总不再成其为问题。

    奇怪的是，事情并非如此。

    在郭小川日记里，有一笔非常耐人寻味的有趣记述。2月19日他写道：

    上午由荃麟同志向作家们传达主席的指示，他实已中气不足，传达得也不够鲜明有力，对反官僚主义，他是太顾忌了。

    这一段，每个字都值得体味。“对反官僚主义，他是太顾忌了”。根因即在此。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的表现是一种缩影，亦即，尽管毛泽东明确表了态，下面各有关方面主管负责人内心仍未打消疑虑。他们跟《文艺学习》的普通编辑不同，不会忘乎所以、手舞足蹈，他们处在较上层，对“规则”的熟悉和了解远为充分、深入。他们肩负的职责，也非一般干部可比，不会从一时一地一事出发，而势必以更全局的目光看问题，这种目光使得他们从更多角度、运用更多参照系来权衡每一件事。

    文艺界高层领导没有一个头脑发热。固然，他们认真落实毛泽东的指示，比如，毛泽东对《人民文学》修改小说原稿大发雷霆，他们就毫不客气地追究编辑部的责任，并布置在会上“勿谈编辑甘苦，只谈检讨”，“形成了一面倒的意见，好像编辑部真的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关口”（秦兆阳《情况说明》，写于1958年，改于1978年，未发表）。但除此之外，他们不越雷池一步；尤其对作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本身，出言谨慎，在观点上始终非常注意分寸。

    林默涵的评论《关于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作者参加毛泽东召见之后写的，文章3月1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改题《一篇引起争论的小说》，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