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的来龙去脉——

    一、新时期文学走向风格化之初，作家们首先获得了一种“寻找”意识。寻找新的艺术形式，也寻找自我。

    二、“寻找”意识的产生，与通常所谓“价值危机”有关，也与文坛的“现实主义”的危机相联系。因而，许多作家从艺术思维方法和感觉形式上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

    三、西方现代主义给中国作家开拓了艺术眼界，却没有给他们带来真实的自我感觉，更无法解决中国人的灵魂问题。也就是说，艺术思维的自由不等于存在的自由，正如有人认为的那样，离开了本位文化，人无法获得精神自救。于是，寻找自我与寻找民族文化精神并行不悖地联系到一起了。

    着眼于这个大背景，的意义就比较清楚了，说它直接引爆了那场“文学寻根”运动，也未尝不可。总之发表五个月后，《上海文学》杂志与浙江文艺出版社联手，在风景如画的西湖边召开了文学座谈会，回顾过去，预测未来，探讨新时期文学如何突破既有艺术成规，更上一层楼。阿城是这次会理所当然的受邀者。据与会者季红真的描述：会议期间，阿城“时而庄重，时而诙谐。庄重时如一个受苦受难的耶稣，诙谐时则如一个大顽童。”在一次发言中，他大谈中国文化，情绪激动，结尾一句是：“一个民族是不会忘记自己的文化的”，众人一时被震慑，会场上鸦雀无声。（阿城《俯仰天地的魂魄》，《芒种》1995年第1期）这次座谈会的效应几个月后就显示出来：韩少功在1985年第5期《作家》上发表了《文学的“根”》，郑万隆在1985年第5期《上海文学》发表了《我的根》，李杭育在1985年第6期《作家》发表了《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在1985年7月6日《文艺报》上发表了《文化制约人类》，郑义在1985年7月13日《文艺报》发表了《跨越文化断裂带》，与之同时，一批“寻根”小说相继问世：韩少功、《女女女》，郑义的《老井》、《远村》，郑万隆的《异乡异闻》，贾平凹的《商州又录》、《商州世事》，阿城的、、《遍地风流》，王安忆的……，一时间，南北呼应，热闹非凡，一场“寻根文学”运动，就这样在中国文坛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这群“寻根文学”作家中，阿城是比较特殊的一位。论文学创作上的起步，他最晚；论艺术起点，他最高，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说来有点意思，阿城是在给别人的小说画插图时觉得不过瘾，才写开小说的。据仲呈祥叙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夜晚，在北太平庄22路汽车终点站，阿城对他说：“说实话，替别人的小说插图，倒勾起自己写小说之念。譬如说反映知识青年生活的小说吧，我就总觉得还不够味儿，至少我自己在这方面的生活，还没有在小说中得到充分表现。”（《阿城之谜》，《现代作家》1985年第6期）此时他已过而立之年。阿城文学上创作的这种“大器晚成”，当然是有原因的。受乃父的影响（钟惦棐早年在延安鲁艺学的就是美术），阿城从小酷爱绘画，一心想当一名大画家，在京城非主流的美术圈中小有名气，轰动一时的“星星画展”中就有他，还弄摄影，水平也很了不得。阿城能从云南农场调回北京，到《世界图书》编辑部“以工代干”，靠的就是画笔上的功夫。不过据美术界行家的评价，阿城在绘画上虽有相当造诣，但不算杰出，与他的文学才能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阿城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不可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当他发现自己的文学创作上才能更大，前程也更大时，改弦更张是很自然的事。公平地看，小说写作上的晚出手对阿城绝对是件好事，使他出手不凡，一鸣惊人，如文曲星下凡。否则，阿城与他同龄的知青作家就没有什么不同了。汪曾祺老到地指出，阿城在下放劳动时期没有写出小说来是可以理解的——“只有在今天，现在，阿城才能更清晰地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