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磷离开那些诱惑、那些欲望其实也是有些痛楚的，他自责，他难过，他被黄香久数落“黑了心”——不过，数落的力量何其微小，就文学作品中的革命者而言，离开现实的种种欲望回归理想，难道不是舍小我取大我吗？于是，无论是黄香久，还是那个劳改农场，都成为知识分子章永磷获救的炼狱——黄以其温暖、宽厚以及对知识分子“天生的”敬仰与爱戴的姿态贡献出“身体”和“爱情”使他获得“男人”的体验和重新改造，也正是“她们”的存在，才使登上天安门城楼后的章回忆下放生活时有了感恩的理由。

    看起来极大地挑战了当时的文学禁区，其实没有越线。小说忠诚地成为唯物主义使一位知识分子高尚、获救的唯一法宝的文学证据。那么，你也会理解张贤亮何以为他的、、命名为“唯物主义启示录”——这小说是一位知识分子的在劳改农场成功被改造的典型作品，而这样的作品，即使是在“生活问题”上有所不检点，也是属于革命者意志不稳罢了，借助于此，这由、等为组成部分的《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章永磷们被竭力塑造为由唯物论而获救的“英雄”。

    作为后来的读者，与其指责这部小说中的男人主义、“英雄主义”，不如意识到当时张贤亮为何如此为这部小说的人物设计种种矛盾与冲突。今天，在许多读者眼中看起来完全不是冲突的冲突在当时居然可以让一个人如此地辗转反侧！你不明白，看起来那么迷人的两情相悦为何还不能令章回归到黄香久身边——这样的理论，这个的改造，是不是人的另一种异化？

    当这样的一种异化被坦率接受，被视为“改造成功”时，这与当初发动的那一场运动的初衷又有何不符呢？这难道不正好证明了章永磷这样的人应该好好改造的逻辑？洪子诚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概况》中认为，张贤亮小说以劳改农场生活和主人公与民间女人的美好情感，证明了章永磷不是历史的牺牲品和被动的受害人，农村和劳改场也不是地狱——那是知识分子主动经受磨难，并最终成长为成熟的“唯物主义战士”的炼狱。是的，这些可怕的历史梦魇，在这些小说中闪烁着神圣的、近乎崇高的受难色彩。甚至于章永磷与民间女人的结合，也有了知识分子渴望“扎根”农村的隐喻色彩。然而，正如贺桂梅所说的，“恰恰是这样一种叙述历史的方式，印证了那过去历史中的文化逻辑：50年代那场运动，不正是出于这样的逻辑，把知识分子送到了农村、监狱和劳改场吗？”

    换言之，小说并没有提供给我们一个更大的反思角度，你看到的是张贤亮和章永磷的谦卑，读者看到的是，一个人宁愿舍弃如何成为一个男人，也要追求更大的理想的努力——张贤亮藉由他的唯物主义启示录表示“文革”之于知识分子是一部获救史，进而完成了“自我”受难后成为文化英雄塑造史。这是小说的遗憾，这无疑也是当时历史语境束缚使然。我想，这也可能是张贤亮当时的真实体会。作为后来的读者，要求当时的小说家作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巨人并不现实，应该承认，这小说开启了中国文学创作不断地踏进雷区的工作，在这之后，关于个人情感和个人生活的书写日见普遍，这样的文学最终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价值观和伦理观的悄然而巨大的变迁。因而，今天，我愿意把视为当时社会文化语境的一种有意味的隐喻，我想，它有着不断被阐释和解读的空间。

    我自己作为一个女读者，就觉得受不了书里那种自然主义的描写。我想还会有不少女读者也是如此。这不仅因为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妇女历来有些洁癖，而且一般总是把自己的理想、纯洁、独立人格、事业，视为心上最宝贵的东西，很受不了被人看成单纯只是“性”的符号，只以性别而存在。那实在是对人的侮辱。

    ——韦君宜：《一本畅销书引起的思考》（《文艺报》1985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