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受到重视了。

    《尚书·汤誓》记载，商汤在战前动员的誓词中说：夏桀有罪，上帝命令我去消灭他。

    以此激励全军将士进发出同仇敌忾的战斗意志。

    商汤之所以能借上帝的名义激发士气，是有客观基础的。

    因为夏王朝到了夏桀执政时己走到了终点，夏桀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暴君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己到了“百姓弗堪”（《史记·夏本纪》）的地步。

    商汤吊民伐罪，义旗高举，顺应历史潮流。

    因此，能够激发起全军奋勇杀敌的高昂士气。

    从政治上看，“哀兵必胜”（《老子》：“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也是振奋士气的一条原则。

    从后世的战史上看，成吉思汗讨伐金朝的誓词（见《蒙兀儿史记》）与努尔哈赤讨伐明朝的誓词中所列的“七大恨”（见《清鉴易知录》前编二）都是以哀怨来鼓动复仇情绪。

    孙子时代也可以找到这种运用哀兵求胜的战例。

    例如，速杞（今湖北应山县西）之战时，随国季梁面对强大的楚国的侵略，主张随侯假意向楚军表示愿意投降，等到楚军无理拒绝，并企图迫使随国亡国绝世之时，再作战争动员，就能达到“怒我而怠寇”（《左传·桓公八年》）的目的。

    综上所述，孙子在军队建设上的主张是富有革新精神的，是有生命力的，对战国时代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建立一支新型的封建军队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通观《孙子》、《孙膑兵法》，并没有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政治”二字，也没有“政治工作”一词。

    但是，认真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其中确实包含着古代朴素的军队政治工作思想。

    《孙子》开头第一篇《计篇》就指出：“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西曰将，五曰法。”

    这里，孙武在分析决定战争胜败的五项基本因素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