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苍白，浑身开始颤抖。

    前不久，我第一次向一个好朋友暗示了这件事（连我自己对此也颇感惊讶），只是轻描淡写，随便说说而已，为了向外界表明这件事情对我微不足道，我一字未提自己苦恼的真情，然而不同寻常的是，这位朋友并未敷衍了事地一听了之，他甚至还从自己的角度强调了这件事的重要性，说得极其认真并且坚持自己的看法；而更为不同寻常的是，他尽管如此却还是在重要的一点上低估了这件事本身，因为他郑重其事地建议我外出旅行。他的建议比任何一种建议都更缺乏理智。事情虽然简单，每一个接近它的人都能认清，但是，它们也并不是简单地能够通过我的离开而全部、或者哪怕是最重要的部分得到解决。恰恰相反，我不能离开。我若要实施任何一项计划，那么这项计划无论如何要将这件事情保留在截至目前狭小的、外界尚未介入的范围之内，这项计划能使我无论在哪里都得到安宁，阻止发生大的、由于这件事而引起的惊动视听的变化，它当然也包括我不向任何人谈论此事。可是这一切并不是因为它是什么阴险的密谋，而是因为它是一件纯粹属于个人并且毕竟容易承受的小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应该继续存在。从这层意义上讲，那位朋友的忠告并非无益，他虽然没有教授给我新的东西，但却坚定了我的基本看法。

    仔细思考不难看出，那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的变化并不是事情本身的变化，而是我对事情认识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认识一部分变得更为冷静，更具有男人的自信与理智，更接近事物的本质；而另一部分则表现为在某种程度上的焦躁不安，这是由于持续不断的情绪波动的影响，虽然这种波动相当微弱，但还是无法克服。

    我在这件事情面前将更加镇定，因为我相信某种裁决还不会到来，尽管有时让人感到它似乎就在眼前。人们往往喜欢过高估计各种裁决降临的速度，年轻人尤其如此。每当我的小女法官被我的目光弄得虚弱不堪，斜坐在安乐椅上，一只手抓着安乐椅的靠背，另一只手摆弄着她的紧身胸衣，愤怒和绝望的泪水布满面颊时，我就总想，现在是裁决到来的时候了，我会马上被唤“出庭”，为自己辩护。可是，没有裁决，也没有辩护。女人们太容易受到刺激，而世人却没有时间去注意这一切，这些年来究竟都发生了什么事？除了时多时少重复这些事情外一无所有，并且这类事情越来越多。有些人只要能找到机会总是爱在这类事情周围游来荡去，乐于参与，可是他们什么机会也找不到，至今只是依赖于嗅觉，嗅觉虽然足够使它们的占有者忙来忙去，却没有其它用途，可是这种现象一直存在。总有那么一些游手好闲之徒和无所事事之辈以狡猾之极的方式（他们最爱用的手段是通过亲属）为他们凑近他人的事情辩解，他们总是暗中窥探，满鼻子里全是嗅觉，然而结果只是一无所获。但是所不同的是，我渐渐认清了他们，能辨别他们的面孔。以前我认为，他们逐渐从各处聚到一起，事态的规模会扩大，从而使得裁决自然产生；今天我才得知，一切历来就已存在，同裁决的到来很少相关或根本无关。至于裁决，我为什么要给它取上这么一个不同寻常的名字？倘若有朝一日——绝对不是明天、后天，或许永远也不会——公众介入此事（其实这件事跟他们并不相干，我一直会这么说），那么，我虽然不会免受伤害地脱离诉讼，但是人们肯定也会注意到，我并不是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我一向生活在公众的监督之下，充满自信并且赢得了信任。鉴于此，我顺便提一下，这个事后出现的痛苦的小女人充其量只能在别人的奖状上添上几个蹩脚的词藻，而我则会被公众视为奖状上值得人们尊敬的一员；或者某个不同于我的人早会把这个小女人看作是一个专爱纠缠别人的讨厌女人，并且用他的皮靴把这个女人踩得粉碎，而这在公众当中也不会引起反响。这就是事态的现状，我没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