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你讲的要比我通常对一般委托人讲的多得多。而我现在却不得不看到，尽管这样，你却对我不够信任。你没有为我创造方便条件。”律师真会在Ｋ面前低声下气！他丝毫不考虑自己的职业尊严；在这种时候，职业尊严最容易受到损害。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如果人们的印象符合事实的话，他是一位阔绰的律师，登门求助的人很多；对他来说，失去Ｋ这么一位委托人，失去Ｋ的酬金，算不了什么。何况他身体有病，自己应该想到，少接受几个委托人是明智的。可是，他却紧紧抓住Ｋ不放！为什么？是因为他和Ｋ的叔叔有私人交情吗？还是因为他真的认为该案很特殊，他可以借为Ｋ辩护或通过讨好法院里的朋友等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呢？后面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Ｋ仔细端详着他的脸，可是却发现不了任何迹象。人们几乎可以认为，律师故意装出一副冷若冰霜的表情，看看他的话会引起什么效果。然而，律师显然把Ｋ的沉默作了太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因为他接着说：“你大约已经发现，我的办公室虽然很大，但是我却不在助手。前几年可不是这样，那时有几位学法律的年轻学生在我这里工作；不过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我作了这种变革，一方面是为了适应我的业务活动的变化，因为我渐渐地只过问像你这样案子了；另一方面是为了适应我心中逐渐形成和巩固的一种信念。我发现，我不能把过问这些案件的责任委托给其他人，否则肯定会使我的委托人蒙受不白之冤，使我已经着手做的事情冒失败的危险。但是，我决定把这种类型的案子全部接受下来以后，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这样的后果：我只好拒绝接受大部分委托给我的案子，只接受那些跟我有密切关系的案子。我可以告诉你，就在我家附近便有不少可怜虫，不管我给他们介绍哪个蹩脚的律师，他们都会急忙找上门去的。由于工作过度紧张，我的身体搞垮了。不过我并不为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我也许应该更果断一些，接受的案子更少一些。我应该专心致志地过问我所接受的那些案子，这种做法经证明是必要的，是有道理的。我有一次曾经读到过一篇出色的文章，介绍两类律师的区别：一类律师只过问一般法律权益问题，另一类律师过问像你们这样的案子。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手里拿着一条细线，牵着他的委托人走，一直到判决作出为止；后者则从一开始就把委托人扛在肩上，背着他走，从不把他放下，一直背到作出判决，甚至背到判决以后。确实如此。但是，如果说我挑起这么重的一付担子而从来也不后悔，那也不大符合事实。比如说，在你的案子中，我的努力完全遭到误解了；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感到有一点后悔。”这番话并没有使Ｋ心悦诚眼，只是使他更加不耐烦了。律师讲话的口气提醒他，要是他让步的话，会面临什么后果：以前的那些规劝又会重复一遍，律师将再次介绍申诉书的进展情况和某些法官的谦恭温和态度，还会劝他别忘记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的巨大困难——总之，那套陈词滥调又会搬出来，目的在于用虚幻的希望哄他，或者用同样虚幻的威胁折磨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应该到此止步，永远终结。于是他说道：“如果我仍旧请你做我的代理人，你打算在我的案子中再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律师对这个挑衅性的问题居然也逆来顺受，他回答道：“我将继续采取我已经采取的那些措施。”“我早就料到了，”Ｋ说，“好吧，再谈下去等于浪费时间。”“我将再试一试，”律师说，好像有过错的是Ｋ，而不是他自己。“我有这么一个感觉：你在评价我的能力时大错特错了，你的一般表现也不对头，这都是由于你虽然是个被告，却受了太好的待遇的缘故。换句话说，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对你疏忽了，这是表面上的疏忽。当然，他们这么做是有道理的：被告戴上镣铐往往比逍遥法外更感到安全。不过，我得让你瞧瞧，其他被告得到的是什么待遇，你也许能从中学到点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