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能说话，能找到说话的对手就高兴了。

    至于鲁意莎，她只跟几个邻居的妇女来往，听些街坊上的闲言闲语；每隔相当时候，也有些quot;好心的太太quot;，说是关切她，跑来约她在下次宴会中帮忙，同时还越俎代庖，过问孩子们的宗教教育。

    所有的客人中，克利斯朵夫最讨厌丹奥陶伯伯。他是约翰·米希尔前妻克拉拉祖母的前夫之子，跟人家合开一个做非洲与远东贸易的商号。他可以说是新派德国人中的一个典型：一方面对民族古老的理想主义冷嘲热讽的表示唾弃，一方面因为国家打了胜仗，特别崇拜强权与成功，而那种崇拜，正显出他们是暴发户，最近才领略到强权与成功的滋味。但要改换上百年的民族性是不能一下子办到的，所以被压制的理想主义，随时会在言语，举动，道德习惯，和日常生活中动不动引用歌德的名句等等上面流露出来。那真是良心与利害观念很古怪的混合起，也是一种很古怪的努力，想把旧时德国中产阶级的道德，和新式商人的不顾廉耻加以调和：这种混合，老带着不可向迩的虚伪的气息，因为它结果把德国的强权，贪心，利益，作为一切权利，一切正义，一切真理的象征。

    克利斯朵夫耿直的天性受不了这一套。他不能判断伯父是否有理；可是他瞧不其他，觉得他是敌人。祖父也不喜欢那种观念，反对那些理论；但他要不了三言两语就被驳倒了，因为丹奥陶口齿伶俐，老人品度宽宏的天真，在他嘴里马上会变得幼稚可笑。结果约翰·米希尔也对自己的好心肠引以为羞了；甚至为表示他并不象人们所想的那么落伍，也学着丹奥陶的口吻，但他说来总不是味儿，连自己都觉得别扭。可是不管他心里怎么想，丹奥陶毕竟威风得很；而老人对一个在实际事务上能干的人素来很尊敬，尤其因为自己绝对没有这等才具，所以更羡慕不止。他巴望孙儿之中也有一个能爬到那种地位。曼希沃也有这意思，决心要洛陶夫走伯父的路。因此全家都奉承这位有钱的亲戚，希望他将来帮忙。他知道人家少不了他，便借此机会大模大样的摆架子：什么都得过问，什么都要批评，毫不隐瞒他轻视艺术和艺术家的心理，甚至故意摆在脸上，羞辱那些当乐师的亲戚。他嘴里肆无忌惮的刻薄他们，他们居然厚着脸跟着他笑。

    克利斯朵夫尤其被伯父作为嘲笑的目标；他可是不能忍耐的。他一声不出，咬着牙，沉着脸。伯父又拿他这种不声不响的气愤开玩笑。有一天丹奥陶在饭桌上把他折磨得太不象话了，克利斯朵夫不由得心头火起，对他脸上唾了一口。那可真是件骇人听闻的事了。伯父先是愣了一愣，然后气势汹汹的破口大骂。克利斯朵夫也给自己的行为吓呆了，连雨点般打在他身上的拳头都不觉得；可是人家要拉他跪在伯父前面的时候，他就拚命挣扎，推开母亲，逃到屋外去了。他在田野里乱窜，直跑到气都喘不过来方始停下。他听见远远的有叫唤他的声音；他心里盘算：既不能把敌人摔在河里，要不要自己跳下去。他在田里睡了一夜。天亮的时候，他去敲祖父的门。老人为了克利斯朵夫的失踪急坏了，一夜不曾阖眼，再没勇气埋怨他。他送他回家；大家看他那么紧张，便绝口不提昨天的事；而且还得敷衍他，因为晚上要到爵府里去弹琴。可是曼希沃唠叨了几个星期，口气之间并不指定谁，只抱怨着说，要希望那些没出息的、教你丢脸的人，看到品行端方、循礼守法的好榜样而觉悟，真是太难了。至于丹奥陶伯伯，在街上碰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便掉过头去，掩着鼻子，表示痛心疾首。

    在家里既得不到什么同情，他便尽量的不待在家里。人家不断加在他身上的约束使他非常痛苦：要他尊重的人物跟事情太多了，又不许他追问理由；克利斯朵夫可是生来不知忌惮的。人家越想要他驯服，做个循规蹈矩的德国小布尔乔亚，他越觉得需要摆脱羁绊。在乐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