颗玛瑙球既透明晶莹，又象生命那样朦胧不清，要问我哪一个更美，我实在不想贬一褒一。可是我还是指着跟她的头发同样颜色的那一颗。希尔贝特把它拿了出来，看到上头有道金色的纹，吻了一吻，把这囚徒赎了出来，然后马上就把它交给了我，说：“拿着，它是您的了，给您，留作纪念吧。”

    又有一次，正当我一心想看拉贝玛在一出名剧里的演出时，我问她有没有贝戈特谈拉辛的那本小册子，因为市面上买不着了。她要我把书的全名告诉她，我当晚就给她打了一份电报，把我那早就在练习本上画过不知多少次的“希尔贝特·斯万”这个名字写在封套上。第二天，她就把她找到的那本书用浅紫色的缎带扎上，用白蜡加封带给了我。“您看，这正是您要的那本，”她说，一面从她的手笼里把我给她的那份电报抽了出来。这封气压传递的函件昨天还不代表什么东西，只不过是我写的一张蓝纸，可自从投递员把它交给希尔贝特家的门房，有个仆人把它送进她的房间，就变成了这个无价之宝，成了她那天收到的一份气压传递的急件——那上面尽是邮局盖上的圆圈，邮差用铅笔添上的字迹，这些都是邮途完成的记号，是外部世界的印记，是象征生命的紫罗兰色的腰带，它们是第一次来赞许、维持、提高、鼓舞我的梦想，我连自己所写的稀稀拉拉，模模糊糊的字迹都辨认不出来了。

    有天她又对我说：“您哪，您尽管叫我希尔贝特好了，可我还是叫您的教名。不然就太别扭了。”可有一段时间，她还是继续用“您”称呼我，当我提醒她的时候，她笑笑，然后编了一句象我们在学外语语法时除了练习用某个新词以外别无任何其他目的的句子，用我的小名结尾。当我后来回想我当时的感受时，我还有这样一个印象，仿佛我曾一度赤条条地被她衔在嘴里，不再具有象她同学们那样的社会身分，当她叫我的姓的时候，也不再具有我父母那样的社会身分，而她的双唇，当她有点象她的父亲那样，作出努力来把她所要强调的词语加以重读时，又仿佛是在剥去我的衣服，就如同剥去一只水果的皮，只吃它的果肉一样，而她的眼神，跟她的言语变得同样更加亲切，也就更直接地投上我身，并且随之以一个微笑，以表明她的认真、乐趣，甚至是感激之情。

    然而就在那时，我也不能体会这些新的乐趣的价值。这些乐趣并不是由一个我所爱的女孩给爱着她的我的，而是一个跟我一起玩的女孩给那脑子里对真正的希尔贝特毫无印象，也缺乏一颗能体会这幸福的价值的心（唯有这样一颗心才能体会这份价值）的另一个我的。即使是当我回到了家里，我也品尝不出这些乐趣，因为我每天不得不把对希尔贝特作一番认真、沉静、幸福的凝视的希望推到明天，也希望她终于能表白她对我的爱，把她迄今把这份爱隐藏起来的原因讲个明白；也正是这种必要，使我把过去看得无足轻重，一心只向前看，把她对我的种种友好表示并不仅仅看作是一般的表示，而把它们看成是一层一层台阶，使我可以步步升高，终于达到迄今还没有遇上的幸福境界。

    她有时给我一些友好的表示，可有时也显得并不乐意跟我见面，这叫我难过，而这种情况时常正是在我认为最能实现我的希望的那些日子发生。我确信希尔贝特要到香榭丽舍去，我感到一阵欢快，而且觉得它预示着一个巨大的幸福，当我一早走进客厅去亲吻妈妈时，她早就整装待发，漆黑的发髻已经梳就，又白又胖的好看的双手犹有肥皂的香泽，只见钢琴上直挺挺地立着一个尘埃的光柱，又听得窗外有手摇风琴演奏《阅兵归来》这个曲子，我这才意识到就在昨晚，寒冬已经逝去，出人不意地迎来了灿烂的春天。当我们吃午餐的时候，住在我们对面的那位太太一开窗，就在霎那之间使得一道阳光从我椅子旁边掠过，一步就横扫整个饭厅，就在那儿开始午休，过了一会儿又回来继续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