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他是相当漂亮的小伙子，”阿尔贝蒂娜对我说，“可他真叫我讨厌！”

    我从未想过布洛克会是美男子。不过他确实是。他的头有些鼓，鼻子有鹰钩，神情非常高雅，又显出对自己的高雅十分自信的样子，他的面部叫人看上去很舒服。但是他不会讨阿尔贝蒂娜喜欢。说不定这是由于阿尔贝蒂娜的缺点所致，由于这一小帮子人生硬，无动于衷，由于她们对凡是小圈子以外的东西全很粗暴的缘故。后来，我给他们作介绍时，阿尔贝蒂娜对布洛克的厌恶有增无减。布洛克属于某一阶层，在那个阶层里，一方面对上流社会任意诽傍，一方面对一个“双手干干净净”的人应该有的良好举止又表示出充分的尊重，结果在二者之间来了个特别的妥协，既有别于上流社会的举止，又不管怎样，总是显出一种特别可憎的交际客套。人们将他介绍给别人时，他弯腰鞠躬，既带几分怀疑地微微一笑，又带着过份夸大的恭敬。如果对方是一位男子，他总是说：“先生，很荣幸。”那嗓音似在嘲笑自己道出的话语，同时又意识到这嗓音属于一个并非粗野的人。这第一秒钟用在一个他既遵守又加以嘲笑的习惯上（就像他一月一日时说：“我祝您一年称心如意”一样），然后他露出机敏而狡猾的神情，并“高声道出很微妙的事情”。这些事情常常饱含真理，但是叫阿尔贝蒂娜“受不了”。那第一天，我对她说他叫布洛克时，她便大叫起来：

    “我可以打赌，他是个犹太鬼。装出彬彬有礼的德行，正是他们那一套。”

    此外，布洛克后来大概又以另外的方式叫阿尔贝蒂娜恼火。正如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不会将简单的事情简简单单地说出来。他为每一事物寻找一个讲究的形容词，然后又大而化之。这叫阿尔贝蒂娜十分讨厌，她不大喜欢别人管她的事，也不喜欢她扭伤了脚，安安静静呆着的时候，布洛克说的那句话：

    “她坐在长椅上，但是作为普遍现象，她不停地同时来往于隐隐约约的高尔夫球和普普通通的网球之间。”这无非是“文学手法”而已。但是阿尔贝蒂娜感到这会在她与一些人的相处中造成困难。她拒绝了那些人的邀请，说她动弹不了。正因如此，这便足以叫她讨厌那个说出这些话的小伙子的面孔和嗓音了。

    我与阿尔贝蒂娜分手，相互许下诺言要一起出去游玩一次。我与她谈过了话，但是不知道我的话语落在何处，不知道我的话语起什么作用，仿佛不知道我是否将石头扔进了无底的深渊一样。一般来说，倾听我们话语的对象，用他从话语要旨中提炼出的意义来充实这些话语，而这个意义与我们赋予这些话语的意义又很不相同。这是日常生活不断向我们揭示的一个事实。更甚之，如果就在一个人的身旁，而我们对这个人所受的教育觉得无从想像（如阿尔贝蒂娜所受教育之于我），对他的爱好，读的书，作人原则都不了解，我们就不知道，是否我们的话语会在他身上唤起某种感觉，这与要在动物身上唤起某种感觉更为相似，因为对动物，还是可以叫它们明白某些事情的。因此，设法与阿尔贝蒂娜交往深厚起来，在我看来，似乎是与未知数接触，如果不说是与不可能接触的话。这似乎是与驯马一样艰难，与养蜂或栽种蔷薇一样叫人费劲的事。

    几小时以前，我还以为阿尔贝蒂娜以后只会对我的招呼远远应答。刚才我们分手时已经作出了一起出游的计划。我在内心里向自己许下诺言，以后再遇到阿尔贝蒂娜时，我要对她更大胆一些。我要对她说什么，甚至（既然我完全得到她大概很轻佻的印象）要向她要求什么快乐，我全都提前订出了计划。但是人的思想，象花草，象细胞，象化学原素一样，是可以受影响的。如果将思想深入环境之中，那么改变思想的环境，便是情境，一个新的环境。当我再次和阿尔贝蒂娜在一起时，由于她的在场这个事实本身，我便与平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