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的门口，似乎连动没动一下。

    我在他旁边蹲下，轻声唤他：“五叔！五叔！”

    他一动也不动。我又一边叫他，一边用手掀他汗淋淋的身体。

    他慢慢地睁开眼，似乎竭力要弄清楚他在什么地方？而眼前又发生了什么事？在一刹那间，他认出了我。

    五叔一下坐起来，叫了一声：“君娃？”

    我对他点点头。他先害臊地两把将衣服裹在赤身裸体上，把枕在头下的两只鞋穿在脚上，说：“做梦也想不到在这里碰见你……”他的眼里似乎闪动着泪水，亲热地用汗涔涔的手抓住了我的手。他显然相当激动，像在外国碰见我一样。

    我在他身边的一块半截砖头上坐下来，部他：“你在这儿干啥哩？”他不知为什么，脸一下子通红，说：“唉，跑一点小生意……”“给集体还是给你？”“集体？还有集体吗？集体早散伙了！单干了！资本主义了！”他顷刻间变得恼怒了。

    这个顽固的人，他仍然是他那老一套！

    “那你跑出来，地怎种呀？”我问他。

    “我没心思走资本主义道路！地让我那个二流子小胡弄着，我出来跑点生意。新政策不是号召让做生意吗？”他有点嘲弄地说。“你做什么生意哩？”“零七碎八…”他显然不想说他干什么。我不愿再打问了。这是属于别人的私事，再问也许不合适。可是我隐约地觉得，这个“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他的“生意”有点非社会主义的味道。但我不是公安局的，无权追究这些，何况他地我的五叔。“你又到什么地方记录去呀？”了问我。

    我告诉他我就到这个地方来的，再不走了。

    我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他说他明天一早就坐火车去省城呀。我马上对他说，我已经包好了一间房子，也有床位，让他今晚跟我去住。“我怕误了火车的钟头。”他说。

    “不怕，招待所离火车站不远，几分钟就到了，误下了车。咱们住在一块，还可以拉拉家常话。”

    他同意了，拿起了身边那个落满尘土的黑人造革皮包，和我一同出了候车室。我把他先领到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食堂里，要了些菜、馍、啤酒和汽水。五叔喝不惯啤酒，说像些马尿。我就又给他买民几两白酒。几杯酒下肚，他就有点醉意了。瞪着一双微微发红的眼睛，对我说：“你是个记者，好好把咱农村的情况记录下来，给中央和胡耀邦总书反映上去！就说资本主义完全复辟了！”

    我又记起了上次在我们县车站附近食堂里的情景，那时他在饭桌上就说这些话，现在还在说。我同时也想丐了多年前在学校院子里的赛诗会，想起了他在公社会议室的发言和菜市场的表演，也想起了大队饲院里那次骚乱……我又看看此刻桌子对面那又醉意朦胧的眼睛，感到心情帝重而痛苦。不正常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种不正常的人，而且还是党的一个基层组织的领导干部。这样的人本应该早被撤换下来了，可他仍然占据着领导地位。我们的改革首先正是应该针对这样一些人的，而不幸的是，眼下有些地方往往正是由这样一些人在领导着我们的改革。比如说Ｆ市吧，前几年正是由几个对抗中央政策的人在领导着一个几百人口的地区。这些人当然要比五叔高明多了。他们采取的是在口头上拥护新政策，而在实际工作中顽固对抗的方法，他们在会议上一口一个要坚决贯彻中央精神，而在私下里，在和老婆睡觉的时候，在和心腹们下棋打扑克牌的时候，却用一种嘲弄的口气讥讽所有的改革。我国新时期社会改革的最大困难就在这里。

    吃罢饭，我搀扶着五叔，来到市招待所的房间里。

    五叔脱掉外衣，躺在凉席上，一口一口地长叹气，对我说：“唉，君娃，你五叔现在活得不像个人了……”

    我不知该说什么。他直瞪瞪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