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境，旅长郭鹏又负了伤，被抬下指挥所。但是，大仗恶仗对三五九旅来说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南下北返途中，绝处逢生、反败为胜的战例成把抓。眼下，能否考虑给予必要的增援……王震急切地思虑着，忽然接到野司通报：侦知“青马”驻宁县一〇〇旅已兵分两路，正向马莲河东岸的合水步步进逼。

    攻环县网开一面放马归山，走沙漠收复三边打马北上

    战事未果，指挥员要突然冷下来，下达撤退命令，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更不用说是在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情况下。

    6月1日这天，王震从清早到午后，连水都没有喝一口。他要给彭德怀和习仲勋打电报，检讨合水失利。显然，因为这一失利，影响了整个战役，王震深感自己负有重要责任。但是对于“青马”的“英勇善射能战，行动迅速胆大”这一点，他又有一肚子话要说。他觉得在彭、习面前陈述这一点，“实非夸大以掩过错，亦非认识为不可消灭敌人”，而只是希望借此对“青马”的特点有所认识，“可供今后行动方针之资料”。王震的报告作得那样沉痛。他在执笔拟写“战役共伤亡八百余人，干部伤亡尤为严重，弹药消耗特大（九旅近乎打光），必须移至一个地区整顿几天”这几行文字时，泪滴差不多都要下来了！

    奉命撤出的部队，即刻转移到合水西北一带不毛之地。这里人烟稀少、吃水困难，部队唯一存身的办法，就是“天当被、地当铺”，露营山野，好处是“马家军”一般不愿光顾。因而指战员们得以安安静静地喘口气。合水一仗对部队震动太大了！

    战士们就躺在光秃秃的塬畔，眼望苍天，苦涩地回忆着刚过去的一幕幕……这是西野部队较早与“马家军”的“四条腿”交锋，它刻入每个指战员的心里。要记下的实在太多，王恩茂在当天的日记中论及作战经验，就历数出五条：“一、与任何敌人战斗，均不能轻敌；二、攻击敌人城镇、据点，必须攻克敌主阵地，才能结束战斗；三、攻击任何敌人，均须控制强大预备队；四、炮火作用很大，但无论如何不能单纯依赖炮火解决问题；五、攻占一个阵地，必须对付敌人的反冲锋。”

    至于攻击敌阵地一次不成功，不另想办法，而作无效的反复冲锋；冲锋到敌人工事面前受阻时，停留在敌人火网之下，不知转移地区和做工事；冲锋前进挺胸屈身而不匍匐；敌人打手榴弹不知疏散卧倒；不观察利用地形常挨冷枪；炮火零乱缺乏组织指挥以及步兵不认真迫近作业等，更是一言难尽。

    彭德怀喜欢阅读这样一类具体详尽的战报。他对那些大而无当的东西不感兴趣。二纵的遭遇在老总心中拧成了一个“结”。这个“结”由来已久。早在1935年秋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与“马家军”激战平凉马莲铺之后，彭德怀就听说西北有支“四条腿”的国民党部队，“一手拿古兰经，一手拿枪炮”，很有些说道。什么借教建军，以教治军，内部不分族别，强制回化，信奉伊斯兰教；什么以“护教保教”挟制官兵，鼓吹杀死10个仇敌即可升天见真主，因而战场上人人舍命、宁死不降等，传得神乎其神。及至到了1936年夏西路军惨案发生，彭德怀对“马家军”的认识有了切近感。精神信仰——哪怕包含着政治阴谋是一方面，战场上骁勇——哪怕带有蛮荒野性也是一个方面，而脱离战场之后对生灵的屠戮及种种丧失人性的狂妄，则又是另外一个方面。这一次，彭德怀算是有了切肤之痛。但站在西北战场的高度考虑，他还不急于立即着手报一箭之仇，而是沉下来用心去酝酿一个大的策略。

    在彭德怀心中，西出陇东从根本上来讲，也还是对付胡宗南的一着棋。他从未把胡宗南和“马家军”及邓宝珊放在一口锅里煮，而总是适度地将他们区别开来，在他们之间游刃有余。安塞休整期间彭德怀就断定，只要西野主力一动，胡军“固守延安